古典学研究:肃剧中的自然与习俗

《安提戈涅》中的自然与习俗 陈斯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 外国哲学研究所） 摘要：古希腊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自然与习俗的冲突，为《安提戈涅》的传统解读提供了重要的观念框架：亚里士多德认为安提戈涅捍卫了“自然正义”，而黑格尔认为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别代表家庭伦理和城邦伦理的根本原则。本文认为，虽然自然和习俗的冲突是理解《安提戈涅》的准确出发点，但是传统解读将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分别视作自然和习俗的代表、家庭伦理和城邦伦理的化身，则是不够准确的。通过细致分析《安提戈涅》剧本的前四部分（从开场到**合唱歌），本文提出，在这部肃剧中，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人格特质都体现出古希腊诗歌传统中英雄式的自然强力，而这种人格力量与他们各自捍卫的共同体规范（家庭伦理和城邦伦理）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在剧情中，这种内在于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张力外化为安提戈涅与伊思梅娜的张力、克瑞翁与歌队的张力，而这种超群个人与共同体秩序之间的张力才是“自然-习俗”问题在《安提戈涅》中的真正体现。 欧里庇德斯《伊翁》中的公民身份问题 颜荻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摘要：欧里庇得斯的《伊翁》是被学界低估的一部肃剧作品。一方面，由于本剧情节过于复杂，读者往往不容易把握整部肃剧的叙事意图；另一方面，由于戏剧的结局充满了谐剧色彩，其肃剧性容易遭到质疑，因此《伊翁》几乎没有在“肃剧”的核心文本中出现过，而被许多现代学者视为欧里庇得斯较为边缘性的作品。本文将要重新审视《伊翁》一剧的文本意义。本文认为，《伊翁》的情节并非拖沓，而是融贯地处理了一个对于雅典城邦而言十分重要的主题：公民身份的确立问题。在这一主题下，《伊翁》所设置的结局并不缺乏悲剧性色彩，反而，欧里庇得斯以其典型的反讽手笔向观众显明，恰恰是在那个看似完满的结局中隐藏着*为黑暗的人间悲剧。 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 ——埃斯库罗斯《和善女神》中的**场论辩 龙卓婷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摘要：希腊肃剧通过agōn[竞赛、争辩]展现人的观点与冲突、责任与义务，以及人在秩序中的恰当位置。埃斯库罗斯《和善女神》中核心、正式的场景突出地体现了这种agōn。通过细致疏解《和善女神》中复仇女神与阿波罗的**场论辩（**进场歌，**场），本文提出，以复仇女神为代表的古老神祇与以阿波罗为代表的奥林波斯新神之间的冲突与张力，即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这场被称为“**场审判”或“德尔斐审判”的论辩，其主题是血缘神圣性与婚姻神圣性的争论，通过这一争论，男性与女性、传统与变革、婚姻与血缘、新旧秩序之间的冲突，以及在这种冲突之中所包含的暴力、激情与毁灭已经达到高潮。通过一种颇具民主文化特征的形式——agōn，埃斯库罗斯将宗法正义与城邦正义的冲突与张力以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埃斯库罗斯与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具有沃格林所说的同样的柏拉图处境：深历无序之经验，去追问真正的秩序。 海伦的罪与罚 ——论荷马史诗中的伦理观念 何祥迪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古典学中心) 摘要：古希腊诗文中的海伦形象源于东方神话，她从女神降格为女英雄；而荷马则进一步改写了海伦的女英雄形象。海伦具有追求美、荣誉和不朽的爱欲，却在无休止的追求过程中犯下三宗罪行：背叛丈夫、损害城邦和自我沉沦。在荷马史诗里面，海伦的过失被理解为人性的普遍限度，其罪行通过海伦的忏悔得到化解，但其惩罚以更沉重的方式落在全人类的肩膀上。 修辞、自我与正义 ——《奥德赛》克里特故事中的奥德修斯 吴明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摘要：奥德修斯在回乡之后，分别以不同的克里特身份，向牧羊人、牧猪奴、妻子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形成了特别的克里特故事组合。克里特故事是他恢复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克里特故事之间既有相同又有显著差异；不同版本的克里特故事给对话者呈现出不同的奥德修斯形象；同时，克里特故事又显露出讲述者奥德修斯自己的形象。奥德修斯通过叙述克里特故事，为自己恢复真实的身份铺平了道路，并且呈现出他对 “正义”的理解以及对自我的认识。 乡里私学与北魏后期文化格局的形成 蔡丹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摘要：“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是《魏书》对北魏末年文坛的评价，这句话从侧面反映了北魏后期文学风气复苏，文学发展走出崔浩案之后长达数十年的低谷期。究其根本原因，北魏后期文学、文化力量的发展壮大乃至文化格局的形成，是以北魏乡里私学的发展为土壤。而乡里私学的繁荣，又根本上与北方地区社会内部的机制完善、制度变革深有关系。北魏后期士人大多在乡里私学有过授业或者受业的经历，他们在乡里所接受和形成的经术研究对北魏国家文化命脉影响深远。青齐地区的乡里私学发展，对于北魏后期文化发展的地域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经学与文学之间 ——重读刘勰辨骚论和宗经论 李智星 （中山大学哲学系） 摘要：刘勰尝自谓《文心雕龙》以“弥纶群言”为目标，书中遍论经史子集所有的“文”，并未局限在集部范畴。回应所谓“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心雕龙》固以文章学为出发点，但所面向的则是六朝时期整体文化学术风尚的“普遍性问题”。这也影响到我们对刘勰宗经论及其批判讹滥侈艳文学的重新审视。六朝文学的讹滥侈艳之风并不仅是文学创作上的症候，实也是当时普遍的文化学术风气和整个士大夫趣尚的反映，与“斯文”在六朝之世的命运分不开。而以“还宗经诰”重整六朝文学新风，也是端正文教学术风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