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尽头

第二章 塞拉利昂：从格雷厄姆·格林到托马斯·马尔萨斯？ 我注意到非洲提供了好几种“现实”。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VIP泡泡”（VIP bubble），*高阶外交官和拜访特使会在这种泡泡的保护下经历非洲。就这个现实的版本而言，就是有大使馆的官员在机场迎接你，陪你到等候区，再帮你拿护照去盖章，接着再推着你和你的行李通过海关。然后会有一辆新型有空调的轿车，在外交部车牌和军人的保护下，载你到五星级饭店或是大使宅邸。这种经验给人一种非洲的心情。但是靠自己在机场交涉则是另一种心情。有一次在家乡，我参加了一场华盛顿特区的会议，聆听一名位阶极高的前国务院官员讲述非洲正面的发展，他没有提及像出生率、资源消耗以及谋财害命之类的细节。我发现自己开始思考的是，他是如何抵达机场的？（当然，较低阶的外交官员通常与我有同样的旅行经验。） 外交官员和冒险家刻苦耐劳，记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对这些令人不舒服的机场只能解嘲地说：“那是非洲旅行有趣浪漫的一面。”驻外报社通讯员*喜欢的格言就是：非洲的新闻业是90%的后勤工作和故事撰述，以及10%的实际报道。说的很对，但也有点知性上的不实。像我的这种机场经验，事实上就是报道的一部分。 这里没有科纳克里的棚户区，我通过破碎窗户看到的，反而是一览无余的植物天堂，雾般的绿林如此蓊郁，以至于呈现出的颜色几近于蓝，树木和植物看似如此不真实，仿佛是西洋镜的景象。此外，不同于科纳克里或其他西非沿海地区的是，弗里敦有高山。在出租车飞驰15分钟之后，才有人烟出现。 出租车突然停下来，加入等待下一班汽车渡轮的一长列队伍中，汽车渡轮可以载我们渡过一个四千米宽的泻湖，到达对岸的弗里敦。在汽车等候的绵延道路旁，有一座由波状金属片搭建成的市场。一大群贩卖甘薯、杧果、木瓜和白煮蛋的人向我靠近。人们没有穿着图画般的传统布料，反而穿着很久以前清仓拍卖时买来的合成布，但是土地看起来很丰饶。在这里，你可能会经历很严重的社会崩解，但与居住在如非洲海岬（Horn of Africa）等生态脆弱地区的人们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饿死。男人强壮的肌肉和女人丰满的乳房就是证明。但是正如他们变色的双眼所透露的，这里也有疾病和营养不良的状况。显然，不是每一样合乎健康饮食的物产，都长得肥或易栽种。 我听到轮胎煞车声。一辆闪闪发亮的新型精致灰色奔驰车，高速绕了一个弯，然后闯入一条保留给下渡轮汽车的开放车道。人群迅速从车道上逃开。一个小女孩差点被辗到。又一声尖锐的煞车声，车子突然在队伍前面停了下来，然后就像其他汽车一样，这辆车也停在那里等渡轮。由于车窗是有色玻璃，无法看出谁坐在车内。引擎还在继续转动，无疑是因为冷气的关系。“坐在那辆奔驰车里的人是谁？”我问向我兜售可乐的人。“从军事政府来的人。”他低声地回答。我想到海地（Haiti）。那是个美丽、浪漫、带着悲伤与邪恶气息的国家，也是个*严厉、*独立的国家：有高山和田野，有海洋，有泻湖，在遥远处还有一个港口城—一个完整世界的缩影。这加大了疏离的感觉，因为塞拉利昂如此难以抵达、难以进入，（我怀疑）也非常难出境。在西非其他地方，你会觉得身处大陆；但是在这里，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岛屿上。格林的两部著名的小说《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和《命运的内核》就分别以海地和塞拉利昂为背景。所以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巧合。 渡轮抵达了：一艘生锈变黑的巨物，危险地漂泊在低低的水位里。汽车成纵队上船，前后紧贴着彼此，两侧只留下可让乘客挤下车的空间。那辆奔驰车仍然紧闭门窗，引擎继续转动。我冲到中层甲板，发现那里有一个吧台，挤满粗暴的军人，正牛饮着英产健力士（Guinness）黑啤酒。“老兄，你来这里做什么？”有一个人问我。他们让我想起我几年前在波斯尼亚看见的，把自己浸淫在梅子白兰地里的西伯利亚士兵。我买了一杯黑啤酒，朝上层甲板走去。雨云聚集在阳光下，从水面折射上来；从岸上看，就像是一只闪烁的青绿色煎锅转变成晦暗而沉重的大桶。我想起《命运的内核》里的一小段描写：“天空围绕着他不断地哭泣；他感觉到伤口永远无法痊愈。” 微风吹拂，随着渡船的趋近，弗里敦赫然成为目光的焦点。旅行带来的短暂而纯粹的喜悦在我心中沸腾，一个人越老，生命中就会累积越多重要的时光，而经验又会排挤掉原始的情感，所以会越来越难唤起这种情绪。这里终于有建筑在临海山坡上的都市风情，垂直且密集的居住模式，透露出弗里敦比在阿比让和科纳克里那些濒临大西洋、充满短暂风味的公寓仓房，拥有更丰富的过去与传统，无论这两个城市比它大多少。这两个城市的存在纯粹是意外；相反，弗里敦似乎是注定要存在于那里的。 即使它的肮脏之处也如画一般。这里不例外，也有波状金属片、烧成炭的木头、黑色的塑料薄板，以及旧轮胎。但是这些材料被巧妙地设计成有山形墙的姜饼屋的形状，一副醉酒般的样子倾斜着—然而，矗立在那里的房子，每一幢都有无数的修补之处。 我的出租车离开渡轮，缓慢进入交通行列里，从那些房子之间的空隙，我看到大西洋粉蓝色的水面与天空连成一线。稀疏的棕榈叶遮住景致。弗里敦是个很容易让人爱上的地方，一个能让你暂停判断一会儿的地方。我真希望我更年轻一点儿、更天真一点儿，而不要那么耽溺于政治分析。 我注意到很多面墙上的壁画都是新画的，画里是穿着迷彩服、戴着深色太阳眼镜的年轻军官。这就像在阿比让时，一名西方援助工作者热切告诉我的“美化运动”。对我而言，那似乎更像一种刚萌芽的名人祭仪。 出租车在外国使馆前停下来，我的外交官朋友米歇尔（Michelle）在这里担任一等秘书，她专精于政治和经济。我把护照交给守卫，他打内线电话给她。她下来，看着我。“你是我知道的唯一直接，嗯，突然来访的人！这里可不是全世界*容易进入的地方！” 另一位西方朋友带我到公使住处，他是救济机构负责人，我们一路谈论《“水仙号”的黑水手》这本书。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聊得很多。 当晚米歇尔带我和另一个西方大使馆的大使去吃晚餐。我们去了一家开在海滩旁边的黎巴嫩餐厅，有草木覆盖的雨篷、打扮入时的男男女女（主要是欧洲白人和当地的阿拉伯人），以及拥挤嘈杂的吧台，仿佛要狂欢到世界末日。穿着印花棉制衣服的男女，让我想起基韦斯特（Key West）或南海（South Seas）。黎巴嫩食物很棒，当地的星牌啤酒很棒，还有血红色的热带落日也很棒。戴着草帽的小贩聚集在海滩，快活地向食客兜售布料。我们和他们开了一会儿玩笑。大海颜色的转变和啤酒成了镇静剂。如同其他地方，海滩是一条条带状的、纯朴的黄沙滩，一排椰子树在一旁作为装点，这种景致遍及西非各地。*近有军官在S.A.J.穆萨于汽车专用道召开的一个“睡衣派对”（slumber party）里，割下了29名策划突击嫌疑犯的耳朵，并将他们处死。我必须提醒自己，这起事件正是发生在同一片海滩。 大使穿着短裤和彩色运动衫。然而，他正式的握手和有些保守的晚餐过程说明了，这是一场非公开的传达指示会。以下就是重点： ·由27岁的陆军上尉瓦伦丁·斯特拉瑟（Valentine Strasser）主导的政府，尽管相当暴力，但仅仅控制了国内乡村地区的“一半或部分”。在这个国家，政权没有控制的那“一半或部分”，偶尔会由来自利比里亚附近战场的两个不同的军事单位接管，他们会居住在塞拉利昂第三支反叛军附近。更糟的是，在用来镇压反叛军暴动的政府军力中，有许多叛变的指挥官，他们成了反对政府的村庄领袖的同盟。显然整个战场是毫无章法的，让人想起在引入国家观念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之前，发生在部落式和封建式欧洲的战争。 就在塞拉利昂，我首次认为当国家和政府越来越不具意义时，国家与军队之间、军队与平民之间，以及军队与犯罪帮派之间的区别也可能变小了。无论是在萨尔瓦多（El Salvador）、阿富汗、柬埔寨、布隆迪、伊朗和伊拉克边境、印度次大陆和斯里兰卡，还是在其他地方，充斥于冷战时期第三世界中的野蛮行径，其数量和强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抵御超级大国意识形态的斗争有关。这些“低强度”的突发灾难不仅是冷战所导致的枝节问题，同时也是后冷战世界出现的前兆，对波斯尼亚、高加索、索马里、利比里亚、克什米尔、塞拉利昂等地区而言更是如此。 ·暴行的结果致使塞拉利昂内部产生了40万难民；其中28万人逃入邻近的几内亚境内，10万人逃往因战争毁坏的利比里亚，当时甚至还有40万利比里亚人逃到塞拉利昂。塞拉利昂第三大城市贡丹玛（Gondama）本身就是一个难民营，其居民大体上来说比其他人口更健康。几内亚增加了60万利比里亚人，科特迪瓦多了25万人，这四个国家的边界地区大多变得不具意义。即使在平静的地区，除了科特迪瓦政府之外，这些政府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有效维持必要的学校、桥梁、道路和警力，以彰显主权的功能。 ·农民移居弗里敦，加上镇压各种暴动的大量军队，是导致犯罪率骤增的因素。少数军队抛弃武器，转而成为武装的强盗团体。除了强盗团体附近的海滩以及其他几家餐厅，所有海滩在天黑后都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地方。 ·电力时有时无，不像30年前，当时弗里敦的居民享有稳定的电流。 ·塞拉利昂在某些方面比阿尔巴尼亚更孤立。塞拉利昂里有80%的人口是文盲。不像阿尔巴尼亚，很多人拥有电视机，可以观看来自附近的希腊和意大利的电视节目，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塞拉利昂绝大多数居民没有电视。很多人甚至没有电。当地的广播电台是由政府控制的，更重要的是，只播地方新闻。这种情况与非洲很多地方很类似，只是还有短波收音机而稍感安慰。 ·尽管在塞拉利昂有战争，各地的人口还是每年增长2.6%—3.9%—没有人知道精确的数字。平均每个妇女在成年期间都会怀六个孩子。然而，虽然这个国家在30年前独立时，有60%的国土是养分充足的热带雨林，但现在只剩6%了。于是疾病完全失去控制。 ·塞拉利昂的几位或所剩下的几位精英分子，询问西方的官员，联合国或其他的国际联盟是否能派遣“两万”军队来处理这个国家的问题。 换句话说，我正在走访一个失败的国家。几乎任何一个真正有野心、有才华的人，都已经离开或试图离开这个国家，到美国或欧洲去。在很多国家都看得到活力充沛的塞拉利昂人。以色列、印度和其他地方，一直有“人才外流”到西方的现象，但也总是有足够的高质量人才留下来，因此损失不至于无可挽回。在西非脆弱的国家里，人才的损失更严重—他们在码头或飞机跑道上进行遴选的程序，使那些无法达到标准的人身陷困境。 落日消失了。海滩空荡无人，而九个月前在海滩上发生的残暴事件，如今似乎依然清晰，仿佛才刚发生过。晚餐散会了，我累垮了，外交官们第二天得早起到大使馆上班。除了灯光才刚开始闪着“美丽人们”字样的酒吧之外，就是阴沉漆黑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有心怀不轨的年轻人盯着那些交通工具，试图讨要点小费。酒吧里，那些喷了香水的女人和戴着昂贵手表的男人在埋首于累积免税财产一整天之后，来这里轻松轻松。看着他们，我心里出现了一个幻影，那是一颗小星球被突然撞过来的陨石消灭之前的景象。我觉得很脆弱，更何况他们呢？ 在米歇尔家入睡之前，我看着窗外的一排棕榈叶，叶子黑色的触须在夜晚铁灰色的海洋背景下，静静地摇摆着。塞拉利昂、塞内加尔（Senegal）、冈比亚、几内亚比绍（Guinea-Bissau）、几内亚和利比里亚：这些国家一起组成了大西洋*狭窄的凸起部分，从这里搭飞机到南美洲沿岸只要三个小时左右。然而，这里却有一种我很少遇到的疏离感，是一个截自较大文明血脉的人文残段。整个地区被水手称为“迎风海岸”，因其拥有让帆船行驶的强风—先是葡萄牙探险者的船，然后是运载着奴隶的船—这强风迅速围绕着西非凸出的部分。“两个世纪以来，”我的新部长朋友当天稍早的时候告诉我，“弗里敦是从欧洲到好望角的路线上，补给新鲜水源和蔬菜*重要的地点。我们位于探险者旅程的中心，而不是地球的边缘。16世纪，由霍金斯（Hawkins）带领的英国人在这里收集了**批奴隶。”我怀疑塞拉利昂是否已终于回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之处。 阅读塞拉利昂历史时，你一定能了解地理和气候对它过去的影响有多大。当时弗里敦是个贸易点，但它的背后则是定义不明、疾病肆虐的内陆。只要环绕着非洲岬（African Cape）南部的航海路线，那就是通往印度的唯一路线，而弗里敦就是人类事件发生的主要焦点，包括邪恶的奴隶买卖。随着奴隶制的废除，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开始兴建，提供了通往印度的较短路径。不再作为奴隶贩卖商人的受害者的塞拉利昂，如今却成为它地理位置的受害者—它的落后状态只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废物和庸徒。内部的丛林只能通往热带稀树草原，后者也只能通往撒哈拉。曾经为这里带来奴隶贩卖和与西方初次接触的大西洋，现在几乎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塞拉利昂是象征地理命运的暗喻。塞拉利昂让我体会到被隔离的滋味。 这块领土与西方文明的首次接触，始于1462年葡萄牙探险家辛特拉（Pedro da Sintra）的到来，他将这块土地取名为“Serra Leao”，就是葡萄牙语“狮子山”的意思，这是因为从一艘趋近弗里敦的船上看弗里敦附近的高山，就像一只狮子。尽管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曾在1577年—1580年环游世界的航程中造访过这里，但在18世纪末之前，这里与西方的接触还是属于间歇性的，虽然英国曾于17世纪在邦斯岛（Bunce Island）上兴建贸易站，后来这个贸易站还成为运送奴隶前往美洲的恶名昭彰的中转站。[曾写下诗歌《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的英国牧师约翰??牛顿（John Newton），当时就是弗里敦南部申支（Shenge）的奴隶贩卖商，他后来信仰上帝，放弃他的职业，加入教会。] 美国独立战争时，奴隶通过与英国王室对抗，找到了一条获得自由的路。战争之后，很多自由的奴隶启程前往英格兰，在那里过着卑贱贫穷的生活。1787年，一群英国慈善家从塞拉利昂滕内人（Timni）酋长奈巴马（Naimbamma）手中，买了一块52平方千米的土地，用来为以前的奴隶建立一个“自由之省”。于是，“弗里敦”（直译为“自由镇”）产生了。在**批居民中，有700名前奴隶和100名白人，根据伯顿的记录，“很多死于疾病，有一些酗酒而死，其他的则跑掉了……”三年内，只留下了48名原始居民。于是塞拉利昂很快就获得了一个绰号—“白人的坟墓”。 但是英国慈善家还是很坚持。他们对这场大灾难做出的反应，只是再从新斯科舍（Nova Scotia）（当时住在这里的奴隶，在革命战争中为英军打仗，战败后寻求避难所）遣送1200名已解放的奴隶到新非洲殖民地。在这1200名居民中，有800名在短短几年内就进了坟墓。慈善家于是又再遣送几百名去，这次是由牙买加的西印度群岛送去的。已解放的奴隶加入罪犯阶级的白人，一起经营奴隶贸易。这就是之前的美国奴隶和他们的后裔（即接受英国名字和英国礼仪，并仍然与弗里敦关系密切的人）与住在内陆的非洲土著分裂的开始，而且他们的分裂持续到现在。 1807年英国宣告贩卖奴隶为非法行为；次年，塞拉利昂成为英国殖民地，成为拦截奴隶船的基地，同时也是来自非洲大西洋沿岸所有新解放俘虏的一个家园。1807年到1864年间，英国人带领五万名俘虏到弗里敦。虽然按普遍流传的说法，每一个非洲殖民地建立的背后，都有着*残忍且*粗鲁的动机，但是英国建立塞拉利昂，主要动机却是想帮助俘虏，以及预防弗里敦继续发生混乱。就这方面而言，英国的努力很像美国1915年在海地和1992年在索马里的努力。那些来自超过100个民族的新解放奴隶，在整个19世纪里，相较下更为融洽地生活在弗里敦，这正反映出这些非洲人爱好和平与四海一家的天性，以及为塞拉利昂提供必要安全的英国的行政管理能力。 但这份融洽和繁荣是相对的。伯顿引述一位作家夏米尔船长（Captain Chamier）的话说： ……我不知晓，也未听过像塞拉利昂这么恶毒或邪恶的地方。我不知道恶魔的邮件代领处（the Devil’s Poste Restante）在哪里，但是这个地方铁定是塞拉利昂。 伯顿自己对19世纪60年代弗里敦的描写，表示同意以上的说法。弗里敦是个疟疾坑。“远看一点儿也不美丽，但是它的美属于莱茵城堡的风格，毁灭性的、摇摇欲坠的……人们带着*好的愿景自欧洲来，即使他们已过中年，离大去之期不远。”他如此写道。 解放奴隶的后裔，也就是克里奥尔人（Creole），开始以与众不同的、非洲富裕阶级的形象出现，这些人既与英国人竞争，也倚赖英国人。与土生土长的滕内人（Temne）、曼德人（Mende）和内陆其他部落的人数比例为50:1。受较良好教育的克里奥尔人害怕英国人撤退，尤其是经过了内陆部族因课征“茅屋税”而引起的叛乱之后更是如此。 与克里奥尔人竞争的还有黎巴嫩商人，他们在19世纪末开始涌入这个地方。克里奥尔人以及更多的黎巴嫩人，在非洲部落的大团体里形成一个初步的中产阶级。 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成立由滕内人和曼德人支配的立法会议，准备让居民自治。和许多地方一样，1961年独立后，他们对民主抱着很高的希望，各部落在政治融合之后，北部的滕内人、南部的曼德人，以及沿海的克里奥尔人之间却迅速出现分歧与不睦。20世纪60年代，在13个月中曾发生过三次政变。选举情势十分激烈，以至于经常会爆发小规模的内战。反对者被当众吊死。从1967年到1985年，西亚克·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遭受几次行刺未遂，迫使他从亲苏联的几内亚进口受过特殊训练的保镖，但他还是统治塞拉利昂的“大人”（Big Man）。他因年老而请辞，反而带来更大的混乱，包括从国营矿产中大规模走私钻石的事件。 如果有任何团体声称有能力维持经济流通，那就是黎巴嫩人了，他们都是由中间商和店主所组成的。1994年，联合国将塞拉利昂列为全世界居住环境*糟国家的第四名（几内亚是*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