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沿江城市与区域发展:基于政府、市场和公众的多维视域

**章 绪论 **节 研究缘起 欧美城市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注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城市，并逐渐认识到城市发展与城市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的互动密切相关。随着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相关的城市研究在8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并在随后数十年里将研究对象逐步扩展到城市区域（城市群）等层面。现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城市与区域发展会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①政府在其治理区域内的公共政策；②市场（资本）主体在区域空间内的经济势力强度及范围；③公众对于该区域空间的认可程度和居住意愿或迁徙愿望。为了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通常情况下，各利益主体会通过博弈和协商来调整各自“行为”，进而使得相关的治理行为得以顺畅实施。城市政治经济学中既承认政府、市场主体和公众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也承认不同利益主体具有发展共识——区域经济社会的高度协同化可以提供更为有效的公共服务、强化基础设施和避免不必要的“外部不经济性”，更承认利益主体间的博弈可以促进城市和区域发展模式与机制上的协调。 国内学者基于中国社会经济深刻转型的背景，对中国城市做出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其中以城市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视角的文献还较少。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乎：①以往，在经济增长优先的指导思想下，大家（包括城市研究学界）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城市政治问题。②城市研究学界缺乏对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关注，政治经济制度被认为是城市发展的既定前提。③当转型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逐渐褪去“计划”的合理性光环后，转而更加依赖源自设计学科的“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查阅到的研究多聚焦经济空间差异、产业转型与升级等经济力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但是现有的城市发展实践和规划，以及欧美城市与区域研究成果都表明政府、市场主体与公众都是影响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 国内学者缺少政治经济学角度的城市研究，因而现有相关文献大多数是在英语语境下以西方城市区域为对象的研究。近几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该领域的重要性并进行了相关的探索性研究，但存在着研究对象集中和研究方法单一的倾向。研究对象过多地集中在城市层面，即使是在城市区域层面上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也是集中在东部沿海相对发达的城市区域。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描述城市经济空间差异、城市协调与管治等，更多的是引介欧美相关理论。本书试图从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诠释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丰富和发展中国城市研究的理论体系。 2009年以来国家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扩大内需，批复了一系列的区域发展规划（或政策），其中有4个涉及中部地区，分别是安徽省的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江西省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湖北和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2年末李克强在江西九江主持召开区域发展与改革座谈会，讨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议题，将原来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江西、湖南和湖北构成的“中三角”扩展到了安徽、江西、湖南和湖北的“中四角”。2010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在“泛长三角”层面上将安徽的部分沿江城市收纳其中。2015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中国经济新增长极、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先行区、内陆开放合作示范区、“两型”社会建设引领区。 2016年12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印发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规划指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长江中游沿江区域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如果说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与区域发展是处于产业升级转型和生态环境修复基础上的后工业化、城市群优化和融入全球城市区域（global city-regions）体系的阶段，那么长江中游沿江区域的发展是处于“时空压缩”的阶段，面临着工业化、城镇化、生态保护等方面的问题。长江中游沿江区域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将突出地表现在各种利益主体（政府、市场、公众等）的相互博弈上，表现在应对外部环境（区域交通、土地指标、产业准入、环境标准）的变化时其制度的调整上。因此，本书以长江中游沿江城市和区域为研究范围进行实证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上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而且对中部崛起这一国家战略具有推动作用，并为中部地区其他区域规划和产业发展提供参考。 第二节 研究内容 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存在多个利益相关者。诚然，决策者不仅要面对人口迅速增长、大规模的迁移、不可抗拒的气候变化、国家的能源和资源限制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等复杂局面，而且面临着处理利益相关者固有的各种利益冲突、重塑价值观和目标的重大挑战。因此，让哪些利益相关者在城市与区域发展决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对决策者来说是一个较难的选择。为了有效地全面了解利益相关者的关注点，并有效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抗、偏见和冲突，必须进一步聚焦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Robinson，2005）。 公众、政府和市场被视为*重要的行为主体（行动者）。城市与区域发展意味着这三个行动者的持续协调，行动者在城市与区域发展过程中不断重塑自己的影响范围（Potter，2012），这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Stimson et al.，2006），并导致政府规划、市场行为和公众认知之间形成空间分异。国家疆域越大和民族越多，就越有可能无法对个别地区和城市的优先事项做出正确的反应（Oates，1972）。更好地理解这三个行动者的空间分异在政策制定中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主要从政府（第三章）、市场（第四章）、公众（第五章）三个不同的视角对长江中游沿江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展开研究。 一、政府视角 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协调经济发展是政府重要的职能，而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是较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它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书选择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港口腹地演变、区域高等教育和区域发展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作为政府视角的讨论重点。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区域物质空间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居民出行和产品运输提供便捷的服务，并通过节约交通时间、增加通行能力和聚集经济等作用促进城市与区域的发展。城市群一体化程度与“道路”和“交通”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为了能清晰地把握城市群一体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的相互关系。笔者首先利用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和城市流强度模型测度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并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量化为交通投资水平和交通规模水平，然后通过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on，VAR）模型等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探究城市群一体化水平与交通投资水平、交通规模水平之间的数理因果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程度。 （2）港口腹地演变及港口-腹地经济协调发展。近年来，长江中游港口发展迅速，但港口群内部，特别是主要港口之间无序竞争严重，港口-腹地经济系统发展不平衡加剧，空间结构亟待优化。笔者运用场强模型计算近年来长江中游主要港口的场强值，对长江中游港口腹地演变特征及趋势进行分析，并参照钱纳里多国模型划分腹地经济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运用协调发展度和相对发展度模型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腹地与其所属港口的协调关系进行评价，从而把长江中游港口与腹地的隶属关系和协调关系纳入一个统一的研究框架。 （3）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关系。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如何有效地利用长江中游城市群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来促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成为当今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深入阐述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梳理教育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高等教育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高等教育结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机制；然后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采用标准差、极差、极差率、变异系数等区域差异测量方法全面描述长江中游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因子分析法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性、协调性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 （4）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互动关系。明确产业结构变迁与高校产出的关系对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高校发展策略有重要意义。笔者将产业结构变迁量化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指标，将高校产出量化为毕业生规模、学历高级化和创新产出3个指标，*后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确定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影响程度。 二、市场视角 市场主体通过产业对城市与区域产生影响，主要包括制造业、生产者服务业等。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所形成的企业网络对城市与区域的影响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本书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1）制造业发展与空间分布特征。作为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制造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产业转移和中部崛起等历史背景下，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势必是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首先梳理制造业发展和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其次，从产值增长、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类型、产业专业化程度等方面全面分析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和演变趋势。再次，利用三次经济普查的企业层面数据，从区域制造业的角度解析制造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集聚程度、集聚结构；从制造业分行业的角度考察28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在区域层面和分省层面上的空间集聚程度、变化特征以及主要集中地区。在此基础上，从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政策制度三个方面探讨影响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素，并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后，结合分析结果对制造业的发展提出可行的政策建议。 （2）城市网络发展与结构特征。城市群经济空间的本质特征是区域内城市间和产业间存在的经济联系网络，该特征在部分发育水平较高的城市群区域已有显现，某些城市正加速嵌入全球和地方的各种生产网络中，而基于传统等级体系和规模属性的研究视角已无法真实反映当前城市网络的发展水平和结构特征。因此，城市体系的研究范式迫切需要向城市网络研究转变。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以县域为基本分析单元，遵循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研究小组所开创的基于企业内部组织的实证路径，笔者首先利用11315全国企业征信系统获取研究区企业名录，将其导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二次查询确认并补充所需信息，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建构出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关系型数据库；其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2000年、2007年和2014年三个时间截面下，对基于全行业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进行综合测度，并结合核密度估计和反距离加权空间差值等分析技术揭示基于全行业的城市网络发展与结构演变特征；再次对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进行整体网络和节点分析，并开展两类城市网络的比较分析；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索性地分析交通网络可达性对城市网络发展与结构演变的影响；*后基于以上实证研究发现和判断提出几点有益的政策启示。 （3）城市群“社团化”空间组织及形成机制。长江中游城市群作为国家规划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必然要求配套式发展与之紧密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的区域乘数效应，能够产生激发内需潜力、扩大就业、改善生活、引领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等一系列的积极影响，其空间格局演化将成为今后区域城市体系结构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网络的实证路径，借助网络分析中的相关算法，拟解决如下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