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通史(全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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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维中、圣凯、陈永革等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类榜单：哲学/宗教

分类：哲学/宗教 > 宗教 >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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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214064790
装帧：一般轻型纸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8788
出版时间：2010-11-01
条形码：9787214064790 ; 978-7-214-06479-0

本书特色

国内外**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填补中国佛教通史研究的空白对中国佛教历史进程的全景式描述、全方位考察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佛教通史》2010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它的面世，不仅体现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较高学术水准，也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因为这是一部中国人自己撰写的、迄今为止国内外**部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之作，完成了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追前贤于往日，励后学于来兹”。 15卷本的《通史》以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民国四个时间段落为经，以学派、教派、宗派及地区为纬，利用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文献、前贤学术成果，全面梳理、呈现出各个时期中国佛教流变的整体风貌，内容广泛涵盖中国佛教的典籍、人物、教义、制度、民俗信仰、佛门生活、寺院经济、三教关系和文化艺术，以及佛教与各个时代之王朝政治(包括历代帝王之佛教政策)、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论述等诸多方面，既多视角、多层面地再现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又清晰地展现出佛教本土化、宗派化、伦理化以及居士佛教与人生佛教等理论侧重点。相关领域不少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认为《通史》以史实为本，强调史与论并重、教与理并举，既尊重学界定论，又直抒研究新见，其整体的眼光、宏观的视野、学术的立场、实证的态度，将中国佛教史研究推上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新进展。此次重印体现了《通史》历久弥新的学术价值，可望为中国佛教研究者、学习者们带来帮助。

内容简介

《中国佛教通史》共15卷，涵盖中国佛教的人物、典籍、教义、制度、仪轨、礼俗、艺术乃至三教关系、对外交流等方方面面，全面记述了佛教从两汉初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面貌。《通史》根据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分四个历史时期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整体论述。至第四卷，呈现与论述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整体风貌与发展脉络，指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佛教的本土化，重点介绍、评述了佛典的翻译、义理的传播和僧团的组建，以及佛教与王道政治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传统宗教、儒道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等。第五至第八卷，主要是对产生于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的思想、特色分宗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叙述，并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进行了专门性的整体论述。第九至第十一卷主要论述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状况，宋元时期的佛教呈现一种逐步交融汇合的趋势，不仅在内部提倡禅教一致，而且在外部出现儒释道三教合流。第十二至第十五卷主要展现和论述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面貌，晚明四大高僧带动下形成的佛学复兴在中国佛教目前影响较大，而清代、民国佛教的一大特色是居士佛学的兴起。

节选

总序（摘录）：本《通史》的编撰,在遵循“史实为本”的“通史”编写“通例”的基础上,适度强调了教与理兼容、史与论并重的原则;又,举凡学术界已达成共识的问题,采取学界的“定论”,对于那些尚有争议、看法未尽一致的问题,则根据作者的研究,直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因此之故,本《通史》有“学术版”之称。根据中国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特点,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通史》分四个时期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进行整体的论述。 **至第四卷,呈现与论述了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整体风貌与历史发展,主要介绍、论述与评析了此一时期佛典的翻译、义理的传播和僧团的组建,以及佛教与王道政治的相互关系、佛教与传统宗教、儒道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等。其中,佛教的本土化是贯穿于此一时期佛教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诸如魏晋般若学的玄学化、“神不灭”思想与佛性理论的实体化、佛教报应理论的中国化等。而自晋宋之际起,中国佛教又出现了一股向“正统佛教”回归的思潮,此中以“解空**”的僧肇所著《不真空论》和有“中土涅槃圣”之称的竺道生的“以理说佛性”*具代表性。此外,南北朝诸学派也经常通过“正本清源”和回到经典本身的方式,以寻找和保持佛教的真精神。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这时期出现之佛教诸宗派,大多另辟蹊径,自造家风,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天台宗以“性具善恶”的佛性理论和“止观并重”的修行方法,一改佛教有关佛性至纯至善的传统说法和南北朝以来南义北禅的分裂局面,建立了**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佛教宗派;其“五时八教”说更是别出心裁,自成系统,以自家的理解,对释迦一代说法进行重新编排。天台宗之不依经教的精神,使得有人责备它改变了印度佛教的本来面目。华严宗在杂糅百家、兼收并蓄方面走得更远,它以“圆融无碍”的理论为法宝,调和了中土佛教史上中国佛教通史“众生有性”论与“一分无性”说的尖锐对立,使它们各得其所;根据《大乘起信论》的“心造诸如来”和“一心二门”的思想,改变了《华严经》以“法性清净”为基础说一切众生乃至诸法的平等无碍,从而使中土佛教的唯心倾向更加明显,为以心为宗本之禅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更远承佛陀的本怀,面对现实人生且直探心海,由超佛之祖师禅而越祖之分灯禅,对佛教之传统和传统之佛教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第五至第八卷的主体内容是对产生于隋唐时期的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等宗派的思想分宗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与评析。此外,第八卷辟有专章,对五代十国时期的佛教进行了专门性的整体论述。第九至第十一卷主要论述宋辽金元时期的佛教。宋元时期的佛教,若举其大端,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看话禅”,二是天台“山家山外之争”,三是禅教合一与禅净合流,四是佛教思想与儒、道思想的交融。与隋唐佛教诸宗派多张扬自家的思想特点不尽相同,宋元时期的佛教呈现一种逐步交融汇合的趋势。这种交融汇合不但表现在佛教内部的倡禅教一致、禅教合流,而且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及三教的相互关系中。在李唐一代,三教中的有识之士,就都站在维护本教的立场上,一方面高唱三教一家,另一方面极力抬高自己。道教在“红花白藕青荷兰,三教原本是一家”的口号下,没有放松对儒佛的攻击和排斥,力图保住自己已有的地位;儒家凭借着自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特点等方面的优势,自觉不自觉、暗里或公开地把佛道二教的有关思想内容渐渐地纳入到自己的学说体系与思想模式中,经过隋唐五代之酝酿,至宋代终于在融摄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冶儒释道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佛教方面,如果说在隋唐时期,主要通过权实、方便究竟等说法,试图把儒道二教变成隶属于自家所谓直显真源之究竟教的权变说,那么,到了宋元时期,这一情形有了一定的变化。由于儒学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佛教即便在思想方面也失去了相对的优势,此时的佛教做得更多的,是强调和突出儒佛的相通处、共同点,进而提倡佛儒交融。作为结果,则是宋元佛教呈现出一种伦理化倾向,而这种伦理化对后世佛教,特别是近现代的“人间佛教”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第十二至第十五卷主要展现与论述明清民国时期的佛教。明之后的中国佛教从总体上说呈衰落态势。明王朝建立之初,便推崇理学,强化专制政治思想统治,故朝廷对佛教采取既充分利用又严格控制的政策,其结果导致佛教的进一步走向衰落。明代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较具影响的,是晚明四大高僧的出现以及在他们带动下形成的晚明佛学的复兴,而这种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宋元时期开始的禅净合流思潮的延续。清代、民国佛教的一大特色是居士佛学的兴起,弘扬佛法的中心已逐渐由寺僧转向在家居士。其时,居士林人才辈出,佛、法、僧三宝之外,又有四宝之说。佛门之中,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印光、虚云、弘一、太虚等人*具影响力。尤以太虚法师提倡的“人生佛教”*值得关注。此“人生佛教”后来演化为“人间佛教”,成为现当代中国佛教的主流。中国佛教所以会历经二千年而不衰且不断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它既能保持佛教基本精神,又能因应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对自己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铸。思想义理方面是这样,与中国古代社会之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面的关系亦然。对此,《通史》对佛教与各个时代的王朝政治、社会经济、民俗信仰等方面的关系也进行较全面、深入的揭示和论述。佛教与各个时代之王朝政治(包括历代帝王之佛教政策)、社会文化相互关系的分析与论述,占了《通史》相当大的篇幅,近百万言。所以在这方面如此不惜笔墨,旨在借此揭示历代佛教的表现形态、思想特点及其所以然。至于佛典翻译、僧官制度、寺院经济、三教关系和佛教文化艺术等,本属《通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史》按四个发展时期分别列有专章,力求以较翔实的史料和较深入的分析论述,多视角、多层面地再现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值得一提的是,《通史》对于各个时期的民俗信仰、佛门生活,乃至较具代表的仪轨制度等,亦列有专章进行较详实的梳理和系统的阐述。鉴于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密切关系和隋唐之后中国佛教对外交流的日渐增多,《通史》既对历史上印度来华和西行求法的高僧进行追踪与考论,亦对宋元、明清时期中国佛教的对外交流及其影响进行绍介与评析。注意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通史》不局限于汉传佛教,而给了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以相当的篇幅;对于台湾地区佛教,《通史》亦列有专章,简要地介绍了1895—1945年的台湾佛教发展状况。所有这一切努力,旨在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中国佛教的整体风貌。

作者简介

主编赖永海，1949年生，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多年来出版《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等学术著作16部，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佛教十三经》《禅学丛书》等，在《当代中国思潮》（美国，SSCI）、《中国社会科学》等海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各种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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