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万国商团:一部全球视野下的上海史

第三章《万国之名》（节选） “万国”之名是笔者认为万国商团*具“上海品格”之变形，其国际化演变大略分为三个阶段： 万国商团成军伊始即非一国独有之组织。1853年4月的成军集会，是由寓居沪滨的英侨和美侨分别牵头召开的。一年之后的“泥城之战”，也是由英军、美军联合发起的，万国商团作为参战一方，其组成既有英侨也有美侨。事后，《北华捷报》的战场素描中写道，当美领金能亨提供的小榴弹炮出现在南京路上时，它“给全军将士原本紧张的心理带来了难以言喻的宽慰”。“泥城之战”中美国人的重要性丝毫不逊于英国人。此战之后，沪上美侨遽然消失在万国商团的历史叙事中。起死复生的万国商团其后20余年为英式商团。这一“纯洁性”后来被外侨社群中的葡萄牙人和德国人打破。相对于变动不居的葡萄牙人作战单位，1891年6月成军的德籍连队，训练较其他英人队伍更为整齐，各项活动之组织也相当积极。1900年（庚子年，英文称是年为“Boxer Year”）是万国商团国际化形态固定下来的关键一年。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万国商团先后成了海关队（清末中国海关亦由多国人员组成）、日本队和一支美国连队。欧亚混血之葡萄牙人，甚至是中国人都向工部局提交申请，希望在万国商团编制中成立专属自己的民族连队，*终无果。此为**阶段。 传统中国社会，“商”为四民之末，少有商人自发组织，更无商人武装。近代以来，以华商体操会成立为嚆矢，商人此后能够拥有独立武装力量，借以保护切身利益，并代表商界参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对于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而言不啻为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万国商团一直号称“万国”，然自创立以来长期以中国为假想敌，不曾有华人参与。1905年12月，“黎黄氏案”（又称“大闹会审公廨案”）激发外国租界动荡，万国商团出防，华商利益却不在保护之内，界内华人损失惨重。1906年5月，时任道胜洋行买办虞洽卿、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和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为主要发起者，“仿西国商家团练兵之意，纠集沪上青年商人”，以“维护华商利益、保护租界华人”为口号，组织华商体操会。华商体操会“为全国之筹办商团者创”，被公认为近代中国各地华人商团组织的鼻祖。是年底，华商体操会主动提出与公共租界内的万国商团“联合”。翌年3月，经工部局批准，正式签约加入万国商团，为中华队。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各国军队驻防上海租界，中外防务合作沟通亟需成为各方共识，是年10月万国商团又有翻译队，独立编制。化敌为友，万国商团华人连队相继成军是为第二阶段。 万国商团的发展动因既有内源性的一面，亦有外源性的一面。万国商团国际化的外源性表现为其命运起落与世界时局息息相关。类似事例在万国商团历史上比比皆是，一战爆发*终导致万国商团德国队的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排犹运动直接促成万国商团犹太队的成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造成全球范围散落不少白俄难民。1927年1月27日，北伐军逼近上海，引起租界当局的极大恐慌，工部局决定收编困居吴淞口多时的俄国军舰上的远东哥萨克军人，组建俄国连队。万国商团白俄分队*初下设２个连和１个机枪排，由俄国海军上校福明（N.Y.Fomin）节制。1932年2月16日，沪上俄国义勇队与２支白俄分队共同组成万国商团白俄团，受季梅少校（H.H.Thieme）统率，“此举可作为上海俄国人武装力量成熟之标志，是彼此双方互为认可的巨大荣誉”。同年3月1日，作为常备军之一支，白俄团又成立第四队。白俄团（又称“丙”大队）是万国商团中唯一一支常备武装，成员大都参加过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国内战争，富有战斗经验。他们集中住在工部局为其建造的营房中，配备制服与武器，军官和士兵按月领薪，并享受免费膳宿和带薪休假。早期白俄连队仍采用旧俄军队的教练法，并遵循旧俄军队的条例，工部局还特许俄国队使用旧俄军队的军旗作为队旗。日常任务主要作为工部局警力的补充，卫守公共租界的重要基础设施、万国商团靶子场、华德路监狱（今提篮桥监狱）等。白俄武装的加入，使万国商团的“业余性质”大为褪色，工部局真正拥有一支常备武力，此为第三阶段。包括中国人在内，近代寓沪之人的利益需求，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万国商团的建置当中。除英格兰人外，侨民较多、沪上实力较强的民族，努力尝试以民族为单元在万国商团中建立专属连队，包括德国队、葡萄牙队、奥匈队、日本队、美国队、中华队、菲律宾队、意大利队、上海苏格兰队、白俄团、犹太队；而侨民较少、实力不济的沪上外侨，或几国联合组成一队，更多的人选择加入由英人主导的万国商团连队中，有捷克斯洛伐克人、丹麦人、瑞士人、荷兰人、挪威人、瑞典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叙利亚人、伊朗人、埃及人、智利人、澳大利亚人等。万国商团先后成立50余支作战单位，很多是民族属性的连队，入团服役之各地移民则更为浩繁，不可胜数，犹如一支联合国军队在近代上海的集结，“万国”冠之，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