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失败:美国人如何落后于全球经济的步伐

　　《调整失败：美国人如何落后于全球经济的步伐》：　　丧失的机会：《伯克一哈特克法案》　　彼得森在致尼克松总统的备忘录中明确表示，跨国企业在他给总统描绘的新经济现实中至关重要。他只是不太确定有多重要。他在货币、贸易和下一章要提到的工人调整援助方面给出了清晰建议，但他对如何处置不断增加的美国企业海外投资方面却犹豫不决。他写道，跨国企业将“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人们倾向于在还不太了解的情况下，谈论这些新的特别重要的企业”。①他呼吁在得出明确结论前，开展更多的研究和运用“新的思维”。他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税收、投资控制、对投资者的征收和待遇、促进外国在美投资以及对美国就业的影响。彼得森对工会认为企业是“就业出口者”的论断持怀疑态度，他指出美国来自这些海外投资企业的出口也在快速增长，创造了美国的就业。但他也关注“美国海外投资和在美外资的巨大差距”。另外，他还担忧“在一个地方而不是另一地方运行的人为诱导因素”，以及是否需要“共担污染成本”，来抵制企业逃避环境监管的成本。确实，在简短的几段文字中，他总结了直至今日一直争论的主要话题，包括外包、离岸经营、国际劳工和环境标准以及国外反竞争行为。他只是不太确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他写道：“这些宽泛的问题在过去我们的政策制定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这份文件所讨论的新现实情景下，必须马上解决。”　　然后，这一个经过考虑后的分析没有再出现。与之相反，工会决定开战。《伯克一哈特克法案》（Burke-Hartke Bill）——由共同倡议者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e）和印第安纳州民主党参议员万斯·哈特克（Vance Hartke）的姓命名——是未经国会同意的*重要的贸易法案。该法案于1971年提出，就像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所说的，这是基于某种假设，“假定当美国人的工作处于危险情况下时，公众有权监管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行为”。对大型美国企业来说，这一想法是有威胁性的——不仅对其狭隘的经济利益，而且对经济架构所持有的信念来说——因而这超过了任何单一的触发机制，激起了强烈反击，创造了至今在华盛顿依然存在的强有力的大型企业游说团体。在工人施压推出《伯克一哈特克法案》之前，大多数大型美国企业——除了国防合约商和石油企业——在政治上是缺乏组织的，对华盛顿发生的事情也并不十分感兴趣。但随着工人在《伯克一哈特克法案》和其他贸易投资限制措施下重整旗鼓，企业以将其自身融人资金充足的大型游说组织作为反应，如商界圆桌会和美国贸易紧急委员会（ECAT）。1895年在辛辛那提成立的国家制造企业协会是美国*早的企业团体，于1973年将其总部搬至华盛顿。商会从一个松散的中小企业联合体变为大型企业强有力的发声机构，如今经常是共和党的大型政治捐助机构之一。企业游说团体在国际贸易和投资问题上屡屡获胜，获得国会对《北美自贸协定》《中美洲自贸协定》以及其他贸易协定的支持，这些贸易协定受到有组织的工人、环境和消费者团体的强烈反对，而且一点也不受公众欢迎。这些成功都是从应对《伯克一哈特克法案》开始的。　　在某些方面，《伯克-哈特克法案》是企业很容易达到的目标，回过头来看，工人对法案的承诺是巨大的战略错误。考虑到当时还有较大的影响力以及罢工给工厂关闭带来的实际威胁，有组织的劳工本可以说服美国企业接受让海外投资受到一些适当的限制，并共同促进治理投资的更佳国际准则。然而，工人们却设计了一个法案，一名高级企业管理人员称其为“国际化企业面临的*严重的法律挑战”。法案的大部分内容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为了应对工人对于进口竞争加剧的担忧，该法案提议将美国市场的进口份额冻结在1965-1969年的平均水平，这对某些行业来说，要将进口削减30%才能不超过限额。但让美国企业担心的并不是限额条款；实际上，1971年美国企业出现了分化，与进口产品竞争的产业乐于受到保护，而出口导向型企业担忧会发生影响其海外销售的反击行为。所有企业害怕法案就美国海外投资的税收和监管所提出的准则。比如，国家制造企业协会对于法案的限额条款没有明确立场，但强烈反对其所称的“对直接海外投资的政治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