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爱的秩序: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民主公民伦理

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通常是指《上帝之城》第19卷中论述的那种奥古斯丁主义，可以想象，它中世纪时的读者对此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我肯定现代传统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今天所说的“政教分离”为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提供了支持的观点。我也认同它有减少道德自大和政治自负的力量。在奥古斯丁主义者对末世性的所有渴求之中，他们指明了满足正义需要的条件和人们在寻求社会正义秩序上的懈怠，这点无疑是正确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也认识到成为好的公民和成为好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张力和断层线。基于神学的理由，他们既不期盼，也不会试图让国家成为一个倡导宗教忏悔的社群。但是我想将这种传统推进到一个新方向上，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德行， 继而这种德行又鼓励了一种更具抱负的政治实践。我指的“有抱负”的政治实践是将一个现实社会提升改造为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平等和更加仁爱的社会。这种实践需要的不是中央集权，尽管在确保现实中的“人民”共享善时，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民主被激进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打上了印记，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并不能激发人们的信心。这种奥古斯丁主义——既有举世性的渴望又注重德行在地方社区的起源——应当避免将政治缩减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行动。因此，同阿尔诺一样，我会尝试将不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调和在一起。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徒，按照他们自己的神学观点，应当建立起必要的政治友谊去维护被根深蒂固的精英利益威胁到的自由民主。他们应当对民主政治（即以祛神话性原罪的概念作为反乌托邦的外交和地区政策的根基）做出更多的贡献，超过他们惯常所做的。他们应当通过加强德行来为社会的转型提供一种公民权的视野。在更为哲学的方面，我主张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公民伦理，它既能避免被转化为情感主义的至善论，也能避免成为伯拉纠主义那种已经实现的完善性的概念，抑或那种非民主政治中精英主义的概念。 我的奥古斯丁主义公民德行一般相当于温和形式的自由主义至善论，它对人类繁荣认为有内在价值的伦理学进行了解读。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理论有利于社会趋向善的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的繁荣，并且能够抑制危害其繁荣的行为。它们不会被看似诉求于程序中立的原则所左右，那些看似中立性的原则尽管具有社会性，却对社会福利的结果完全不感兴趣。它们也试图通过创造自由的政治而非自由的空间，来使我们不再互相残杀，不再去干涉经济交换的条件。自由主义至善论者之所以是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承认国家的有限权威，以及在多样的社群和不同的忠诚中，政治之善对个人而言具有的工具属性。他们也注意到了自治和自我尊重等的价值，因为这些美好之物对于人类的繁荣是宝贵和必要的组成部分。自由的公民，同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彼此相互依存的政治人，我们不能将他们当成一种带有旁人无法理解的欲望却又不被承认的客体。我希望为之辩护的那种自由主义，是通过一个尊重自由和平等的宪政政府，在追求个人平等尊严的道德和确保共享的善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实践。 此外，对于自由主义至善论而言，这种自由主义（通过政治合作间接实现至善论者的抱负）相当于现在某些学者所谓的“公民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是一种以德行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其目标是避免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假设的人的本质，以及政治社群的浪漫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概念。这种自由主义批判性地选择采用程序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特点。但是，这种自由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传统，使其能够对权利、利益和公民的各种真实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认识。用其倡导者的话来说，这种自由主义致力于“将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坚持确保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平等的公共领域，并且这种公共领域能够直接推进和解决曾经有争论的那些共同目标”。公民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至善论者允许关于人类繁荣的那些理想化的概念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这些概念塑造了对公共决策实践性的思考，和对自由正义的效果的规范性评价。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方式可能过于激进，特别是对那些谨小慎微的伦理学家而言，似乎这是粗暴地对待历史文本和正典人物。但是，我要提醒他们的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实际内涵并不能解决现代奥古斯丁主义思想家的那些规范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本应相信自由民主的世俗之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的思想遗产可以自由地修正奥古斯丁的论述中被证明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不完全的或模糊的观点 ；并且这些改良过的理论不需要以修正主义的形式来论述什么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实际内涵，以及什么是奥古斯丁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