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高学派研究

　　《大学与现代中国：南高学派研究》：　　第二，确立了文化史书写的典范。《中国文化史》除了以章节分目外，在写作时采用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纲目体，以大字书写谨严的提要是“纲”，以小字详注各类资料为“目”。该体例的特征是论、史分明，史家的主观见解和客观史事令人一目了然。其缺点是“纲文甚简，往往只一两句，而为此一两句作解之目文往往极长”，“目文与纲文往往重复”，“纲文只是简单的小结论，不免显得太枯燥，而精采反而见于目文中”，是以驾驭纲目体殊为不易。严耕望以为：“近代学人应用此体颇见成功者，如柳翼谋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即为一例。”其后钱穆在撰写《国史大纲》时也不严格地采用了纲目体的做法。　　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凡分三编，**编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之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自明季迄今日，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而远西之学术思想宗教政治以次输入，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书中将各种文化做一扼要的平均的历史的叙述，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此种分期法，开斯学之先河，胡适以为“我们不妨承认这个为方便起见的分段”。事实上，柳诒徵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仅是为了方便，更是确立了文化史书写的主轴，“这正好说明中国文化史先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核心，然后由核心逐渐弥散融合的特征，也正好可以一方面寻求中国文明的普遍进程，一方面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殊历史”。这种分期法也影响了后出的文化史和通史著作。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柳诒徵对于文化史的分期并不是以朝代为界，而是以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为分期依据，并着重叙述了**期以伦理道德和礼为核心的本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其篇幅之巨为当时新派学人所讥刺。柳诒徵之所以有如此分期和安排，无疑是要向国人展示，虽然历经此后二期异质文化之冲击，但只要中国文化之根本不曾动摇，我们就有可能如第二期那样，创造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因为“异族之强悍者，久之多同化于汉族，汉族亦遂泯然与之相忘”。　　虽然至今没有形成一种为学界所共同奉行的“文化史”写法，但也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分门别类的平行叙述，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学术文艺风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逐一开列出来，这是名为文化史的‘中国文化常识’，其重心落在‘文化’二字上。”如陈安仁《中国近世文化史》等属之。“二是以时间为纲的纵向叙述，顺着历史写各个文化领域的转变”，其重心放在“史”上。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就是后者的模式，葛兆光认为该书“大体上以时代为纲，以文化为纬，既不很清晰‘文化史’的主轴，也难划清‘文化史’的边界”。②这在文化史学科草创和成立时期，自然是难免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