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与随时

　　 中国古代史家讲求“通变”和“会通”，司马迁是杰出代表。他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对后世影响甚大，而“通古今之变”可以说是对后世史学家都有影响，成为史学家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它远远不止是关于时间上的古今联系，而是包含了社会历史的多方面内容，这见于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所写的这一段话：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通古今之变”思想的具体解说。其中“本纪”和“表”，是讲朝代兴衰和年代排比；“书”，是讲制度的“承弊通变”；“世家”是关于社会机制的“运行无穷”；“列传”，是反映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至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则表明文献方面的会通。由此可见，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实质上是关于社会历史进程的思想，而朝代兴亡、制度演变、人物活动、文化典籍等等，都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史记》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坚实的基础，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恢宏的视野，正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在历史撰述上的反映。 存在决定意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首先来源于社会历史变动本身。从司马迁父亲司马谈的临终遗言中，可以看出社会历史变动对于史学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谈临终前对司马迁作了这样的嘱咐： 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扬名於後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从这个嘱咐中，可以看到司马谈对于历史变化的认识，以及对孔子整理文献、撰写《春秋》的尊崇，*后落实到“汉兴”这一历史转折性事件，史学家必当有所记述。可以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是他们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感的思想家。 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还有思想文化传承上的渊源。除了上文所引中有“承弊通变”的说法以外，司马迁在讲到作《礼书》时，提出“略协古今之变”；讲到作《律书》时，提出“切近世，极人变”；还讲到“作《平淮书》以观事变” ，“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等等 。司马迁这样强调“变”、“通变”的思想，无疑是受到了《周易》及其系辞的影响。如《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恒》卦：“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又如《周易??系辞上》：“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动则观其变”，“通变之谓事”，“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拟之而后言，议者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实谓之通”，“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纠之谓之通”；其《系辞下》：“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等。这对于“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司马迁来说，自是非常熟悉并深受其影响的。 这一影响之*突出的事例是，司马迁从变化的观点出发，充分认识到秦统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他指出：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秦始皇的暴政及其对文化采取的错误政策，一方面从“世异变，成功大”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肯定秦朝的重要历史地位，同时也批评了“以耳食无异”的“学者”，反映出了司马迁对历史进程之大势的卓越见识。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看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就是要看这个民族的理性精神、自信精神和创造精神的整体面貌及其达到的境界。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竞争机制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张扬理性、鼓励贡献和创造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理性、自信、创造，是时代对每一个民族提出的要求。中华民族有古老的文明和优秀的遗产，如何使历史的财富同时代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并以此丰富和推进当代世界文明的进程，是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面临的庄严历史使命。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气象恢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难以历数。本文这里所讲的主要是精神文化方面的优秀遗产。上文讲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又反转过来作用于一定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种种社会实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其延续中，同样会反作用于今天的经济、政治及人们的种种实践。优秀传统文化中是否还存着今天仍有生命力的积极方面？如果有的话，这些方面是什么？在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我以为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社会作用。**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概括其要点，如“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天下一家”“千古同文”的凝聚意识以及爱国主义传统。第二是历史智慧。中国有个古训：“君子以多识前言住行，以畜其德。…这里说的“德”，不只是德行，也包括智慧。历史智慧，首先是历史鉴戒的意识，对此，清人王夫之有段名言是：“故论（史之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其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可见，鉴戒思想有很深刻的辩证道理，而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的这方面智慧是极为丰富的。历史智慧还包括对历史机遇和历史选择的认识；从更广泛的范围看，它也包含着人们对于自然领域和思维领域认识的积极成果。第三是人生哲学。重修身，讲诚信，以富国安民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抱负等，这些积极向上，不断完善自身，关心他人，具有社会责任意识，重视事功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哲学，是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部分，是今天的炎黄子孙应当继承、发扬的。民族精神的张扬，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意义。对此，不用进行长篇大论的阐说，只需要举出一两个现实的事例就可以使人们洞若观火。那就是奥运会赛场和世界杯足球比赛。奥运精神，是超越国家、种族、民族的人类共同的追求，但对于奥运奖牌的争取，又切切实实地反映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人们对足球世界杯的争夺，也大致如此。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体育比赛尚且如此，何况更深层次的思想传统。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即当今的张扬民族精神，绝不是提倡和鼓吹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所说的张扬民族的精神，是历史意识同现代意识的结合，是民族意识同世界意识的结合，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世界相互关系的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具体说来，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是要看到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贡献，就是要看到近代中国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救亡图强、寻求救国之路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革命志向，就是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为改变落后面貌、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抱负和坚实信念。至于优秀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历史智慧和人生哲学，因其具有一定的真理性而保持新鲜的活力，至今仍对人们有教育、启迪的作用，这是得到许多人的共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