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总结本书研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7世纪中叶到8世纪末叶是亚洲大陆上的强权政治时代。这一格局由于唐、吐蕃、大食三方在西域的政治扩张而呈现出阶段性（见本书《引言》）；小国的向背依强权政治倾斜的方向和角度发生变化，但基本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直接反映各强权间的关系。 2．吐蕃进入西域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它们是随着唐朝在西域经营的发展而先后被启用的。通过考证这一进程，使一些相关史实的年代得以参照确定。这一进程的发展，明显影响着西域政局的变化。然而，当吐蕃*终取代唐朝占领西域时，这里的强权政治时代也就结束了。 3．与相对稳定的强权政治不同，北部草原几易其主，操突厥语诸族基本上都是强权政治的附庸：唐朝要隔断二蕃，吐蕃力求连兵，大食则想根绝祸源，这些就构成了一种复杂的“三方四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论和、战，突厥人均被阻隔在草原上。 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唐、吐蕃、大食关系史主要是政治史。唐朝方面，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初只不过是保持边疆的稳定，后来又有了扩大版图的企图。”特别以掩护河西、陇右，进而保障长安之安全为然。无论是当时人的议论，还是唐朝在经营过程中巨大的人力、物力耗费，都可以用来证明这个观点。不是唐朝为攫取丝路利益而经营西域，而是丝路贸易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活动中，由于巨额军资练的转输、使用而更加发达。 吐蕃方面也同唐朝相似，其经营西域的动机和目的已在万岁通天二年（697）论钦陵与郭元振的野狐河会谈中表露得很清楚了。白桂思说吐蕃人深入吐火罗是为了保持“商路畅通”〔1〕，这既不符合吐蕃社会农、牧兼营的情况，也不符合吐蕃向外经营活动的实际。这些，单从吐蕃入西域道路的变化情况中也可以看出来。 大食后来也许攫取到了商业利益。但在对外扩张的初期，大食人的征服活动既非为了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圣战”，而主要是为了在内战平息后“给各部族的好战精神找出路”。 其实，*希望控制商道贸易的是草原上游牧的突厥人〔3〕，只是他们当时还力不从心，所以这时期商业族群（如粟特人）的活动也特别活跃。国外有的学者喜欢从经济角度分析历史问题，大概与他们在殖民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关，其实未必都中肯。 2．吐蕃向西域的积极发展表明，藏民族从一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就主要是同祖国大家庭其他各族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活动，并且通过同唐朝及西域诸族的一系列和战联系，共同创造了祖国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吐蕃在经营西域过程中，也把势力扩展到了葱岭山区和恒河岸边。通过这些活动，刚刚形成统一的藏民族为青藏高原的开发和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些活动奠定了历史上藏族分布的范围，这些地域至元代大都进入了祖国统一的版图。实际上，只是到了近代，才被殖民主义者用武力与欺骗手段强行改变了中外政治边界。 3．唐朝和大食分别领有葱岭东、西，他们同突厥人的斗争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具有新旧之争的性质。然而，回鹘西迁（840）以后，连突厥人自己也逐步接受了伊斯兰教。中亚的伊斯兰化实际上是指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因此，它必须以中亚的突厥化为前提。这在突厥人不能大规模进入绿洲、进而转向农耕定居的时代是根本办不到的。尽管有的突厥人可能在草原上就接受了伊斯兰教，但那同中亚的许多伊兰人已经接受了伊斯兰教一样，只是运动的先声。所以，只有在西域的强权政治时代结束以后，中亚才有可能变成本来意义上的“突厥斯坦”——操突厥语诸族群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