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国学论丛(第一辑)

汉文与亚洲 ——冈本监辅的轨迹与意图 [日]斋藤希史 著　边明江 译 就近世日本的汉文而言，其普遍性主要体现在理念方面，而非实用方面。当然，也存在日本人与朝鲜通信使以及清末文人之间的交流等少数例外。换言之，正是由于以理念上的普遍性为背景，汉文才具备一定的权威。即便存在各种各样的偏差，儒家道德实际上仍然构成了近世日本的普遍价值，以汉文著成的四书五经被尊为正典，汉文的权威地位也因此而稳固。而且，在近世日本担当统治职责的士族阶级自幼就学习汉文的读写，由此将儒家道德化于身内，与此同时，不少士人或者沉浸于超脱俗世的私人世界，或者醉心于风流潇洒的世界，以此与汉文构成的世界相亲近，并将其视为自身的世界。 近代以降，日本开始加入西洋世界的行列，作为理念的儒家逐渐让位于科学与哲学，以士族为核心而重新调整的明治时代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争先吸收西洋学问，努力构筑新的普遍性。在这一意义上，汉文失掉了权威。 然而，至少作为文体的汉文所具备的功能并未丧失。对于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层而言，汉语、汉文构成了他们的知识底蕴。在翻译西洋书籍时，他们大多选用汉文训读体，诸多学术用语被译成汉语的原因之一，在于汉文乃是一种具有知识权威的文体。 此外，近代日本的汉文还获得了一种此前不曾具备的功能，即作为整个东亚之语言的汉文（東アジアの領域言語としての漢文）。在号称旨在抵抗西洋列强侵略东亚的“同文同种”这一口号之下，汉文作为所谓东亚之纽带的象征物而派上了新的用场。 本文聚焦于冈本监辅（韦庵，1839—1904）这一让人颇感兴趣的人物，在当时的亚细亚主义潮流的背景下，尝试廓清汉文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作用。 一、冈本监辅与亚洲 冈本监辅幼名为文平，天保十年（1839）出生于阿波藩。根据德岛县立图书馆藏《冈本氏自传》所述，冈本“家中世世从事农业，同时兼修医业，仅能维持日常生活”，“即便如此，颇嗜读书，耕耘之间亦不释卷，将书置于怀中”。十五岁时，拜阿波藩儒者岩本赘庵为师，开始正式修习汉学，但不久就因反感汲汲于诗文的学术方式而离开。《自传》的开篇写道，“余自幼有四方之志，欲成持一家之说之人物”，由此可见，相较于诗文，冈本的志向主要在于经世。此外，他还满怀热情地阅读了《日本外史》等著作。可以说，冈本属于幕末维新时期典型的志士。 不久之后，冈本知道在日本北方有一个叫萨哈林的大岛，颇感兴趣。文久元年（1861），二十二岁时，冈本离开江户，后来通过阅读间宫林蔵《北虾夷图说》等增加了对于库页岛的了解，终于在文久三年从新潟渡船到北海道，继而到达库页岛。这期间，冈本曾回到北海道函馆过冬，庆应元年（1865）四月到十一月，他再次上岛，足迹遍及全岛，甚至在岛北部的库艾格达岬建起天照大神的神社。他于第二年回到北海道，听闻幕府正与俄国就库页岛问题进行交涉，于是向箱馆奉行递交自己关于开发北方土地的建议书，返回江户与京都后继续运动。然而，由于之后幕府与俄国签订的《桦太杂居条约》未能解决领土问题，冈本不得不失落地返回家乡。 庆应三年（1867）一月，冈本离开故乡前往京都，与山东一郎（直砥，1839—1907）结成“北门社”，旨在推进开发北方土地，随后于明治元年（1868）与山东一郎被明治政府太政官委任为函馆裁判所的权判事。到达北海道后，被委以开发库页岛全岛的重任，六月到达库页岛，设置官署。他在库页岛与俄国人进行交涉，但在面对俄国人的武力时束手无策，而且也没有得到明治政府的任何援助，于是在明治三年（1870）辞去官职，此后辗转在神奈川县政府与长崎县师范学校等处工作。至此，冈本监辅的前半生大概可以概括为：修习汉学，尝试开发北方土地并遭遇挫折。 而使其后半生经历有所不同的契机在于1874年（明治七年）的中国之行。冈本从这一年开始在陆军省参谋局工作，是年八月，他以官职身份取道天津进入中国，游历山东后于十一月回国。当时正值日本出兵中国台湾，日本与清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翻阅他的旅行记录《烟台日志》可知，他当时认为相较于台湾，日本应该更优先考虑开发北方土地。此外，他*感兴趣的基本上都是他在中国土地上的实地见闻。冈本的中国行中渗透了多少陆军省的意图，暂时还不清楚。但是正如佐田白茅编《名誉新志》第八号（1876年5月）刊载的《冈本监辅支那游历之纪事》一文所示，“君既跋涉北地而归，雄心勃勃，有髀肉之叹，乃欲游支那。明治七年之秋，航行于天津，观察山东之地。偶有台院之警，未能游观如意，故游登州府蓬莱县蓬莱阁等处而还”，由此可知，对于冈本自身而言，这次中国之行大概正是他的夙愿。 1875年（明治八年）5月，冈本再次游历中国，翌年1月归国，在中国逗留长达九个月。从北京到盛京（今沈阳），继而再访山东，巡游泰山、曲阜，其间还曾与孔子后裔会面。继而从开封至洛阳，南下襄阳、武昌、九江，到达南京、上海，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当时距离《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1871）仅历数年，对于当时的日本人而言，中国还停留于书籍之上，实际上还是未知的土地。 耐人寻味的是，热心于考察未知之地的冈本在中国的游历，几乎可以说是汉诗文中故地旧迹的巡礼。他通过汉文笔谈的方式与当地的文人积极交流。当然，在当时而言，笔谈与其说是在不得已之时被用来代替会话的替代品，不如说是文人同道之间极为正统的交际手段。或许正因为如此，冈本才会在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人时拒斥道，“有知文章者可笔谈，你辈无学人不足与谈，可速去，吾观无学人如粪土”，他向这些此前几乎从未见过外国人的中国围观者表示，他仅与会写文章者进行交流。这一系列中国之行的经验，对冈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