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学(第七版)

　　《证据法学（第七版）》：　　1.以有罪推定为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中遇到证据不足，被告人可能有罪也可能无罪的“疑罪”时，究竟应该判有罪还是无罪，这是古今中外的司法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夏朝时就有人提出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观点，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这种观点不可能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为了打击犯罪，维护阶级统治，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一直是有罪推定。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法律中也有“罪疑唯轻”和“疑罪从赎”等规定，但这些规定的本质还是有罪推定。一言以蔽之，被告人在面对犯罪指控时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如果其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司法者就可以判定其有罪。　　2.以人证为主要证明手段。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司法证明的主要手段是人证，包括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等。总的来说，古代社会的司法者在运用人证查明案件时具有主观武断的特点，但是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就走出法庭进行调查，注意听取当地居民的意见。如《礼记》中记载：“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这种做法与英国早期的邻里陪审制度有相似之处。另外，在长期运用人证的实践中，办案人员还总结出一些带有科学性质的“人证”调查方法。例如，中国古代的司法人员早就总结出“以五声听狱讼”和“钩距问案”等科学问案方法。所谓“以五声听狱讼”，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就是要求问案人员注意观察被讯问人的语言陈述、面色变化、呼吸频率、听力反应和目光神态，以判断其陈述的真伪。所谓“钩距问案”，则是指司法者在讯问时采取侧面迂回和类比推论等策略，以查明案件事实。　　3.定罪重视被告人的供述。在中国古代的刑事审判活动中，被告人的口供一直被视为*重要的证据。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司法认识能力还是相当低下的，司法者还不知道如何运用各种物证去查明案件事实，也不知道如何运用科学方法去认定案件事实，只能根据当事人的陈述断案。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因此，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的口供当然是*有力的定罪证据。于是，“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就成为封建法律中一条基本的审判原则。而在实践中，司法者审理刑事案件时自然都格外“偏爱”甚至“偏信”口供，把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视为定案的**证据，遵从所谓“无供不录案”的诉讼规则。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人反对盲目相信被告人的口供，强调对被告人供述要认真审查判断。例如，南宋时期的胡太初在《昼帘绪论·治狱篇》中就曾经指出：“凡罪囚供款，必须事事著实，方可凭信。”　　4.刑讯是获取被告人口供的法定手段。在偏重被告人口供的法律制度和司法观念下，刑讯逼供的泛滥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在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刑讯就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审判之中。据《礼记》中的记载，“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狱讼”。所谓“肆掠”，就是严刑拷打。在春季，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要限制对劳动力的刑讯，那么在其他季节显然是可以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法律对刑讯的条件、方法、用具和程度往往有明确规定。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法律都对刑讯有所限定。例如，《唐律》中规定：“诸应讯囚者，必先以情审查辞理，反复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宋朝的法律对于刑具和拷打的次数都有明确规定，例如，拷讯只能用荆条，一次拷打不能超过30下，总数不能超过200下。法律明文规定尚且如此，实践中的刑讯逼供可想而知。且不说那些贪官酷吏常常草营人命，就连包公等“青天大老爷”也把刑讯视为看家手段，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刑讯逼供也曾被明令废止。诚然，法律上的禁止并不等于实践中的杜绝，但它毕竟反映了人类司法证明方法的进步。　　5.物证技术发展较早。与同时期的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力比较先进，文明也比较发达，因此，司法证据制度也比其他国家的神明裁判制度更为进步。其表现之一就是物证在司法活动中的运用比较早，有关的科学技术也比较发达。早在周朝，司法官员在审理土地纠纷、财货纠纷和债务纠纷时，就在听取当事人陈述和证人证言的同时，使用官府制作的地图和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契约等书证作为断案的根据。在秦朝，物证就已经得到了司法官员的重视，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根据《秦简·封诊式》中有关案例的记载，秦朝的司法官员很重视案件的现场勘查，在“经死”“贼死”“穴盗”等案件的现场勘验记录中就有了关于绳索、衣物和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