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未来社会与美好生活(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研究丛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共同体、未来社会与美好生活》：　　让我们借用一个艺术实践和人类智识财产领域的例子。30年前，那些概念艺术家就曾经宣称要脱离商品化艺术，即不再创作可供私人收藏的固体艺术品，而只创作那种将观念呈现出来或空间化的特殊艺术形式：一堵墙上的一个洞、穿过一座建筑的一道裂隙、沙漠中的一条路等。在所有这些东西中，智识和艺术财产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艺术财产本身的观念发生了转换。现在，艺术家们日益被看作这种观念的拥有者和卖家，人们也乐意为此埋单。这就意味着，这样智识替代了其产品。但这也意味着私人财产的某种激进化。不是废黜私人占有，非物质化的概念和形象变成了私人占有的*佳避难所，这个避难所的实在性就相当于其自我合法化。　　这就向我们展示了，集体性智识的各种不同表现形式并不能相互配合。如果存在着一种共产主义的智识力量，它绝不会是虚拟空间的。那些能够把计算机拆解成小部件并且能够把它们组合起来的人所具有的能力，不仅可以体现在计算机上，而且可以体现在所有集体性生活的事物上。这是任何一个人的能力的集体性的具体化，是没有“资格”通过任何限定性特权（出生、财富、科学等等）来发挥力量的那些人的力量。这是“无限定的”人们的特殊的和自相矛盾的力量。　　在很久之前，柏拉图就曾以民主的名义使这种力量蒙上了污名。在《异议》一书中，我曾试图给予“限定性的缺失”一种积极的意义。我尝试性地把假定的民主的“裂隙”等同于政治原则本身，这是由政治赋予意义的，因而是一些不同于国家机构或是权力争夺的东西：某种特殊“总体性”配置，这成为任何集体性事物的补充：无限数量的总体，并非意味着“被排斥”，而只是意味着任何事物。　　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就是智识的某种特殊的补充物，是对于平等的智识的集体性实施，或者说是对于某种智识的实施，这种智识是任何人都具有的能力。这意味着“集体性智识”的实施，总是有着各种不同的形式，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本质可以被贯彻于某种非分离的生活或是某种非分离的共同体之中。平等智识的政治性实施总是处于智识“集体化”的其他形式（军事命令、君主制、圣职、贸易等等）之后。这就意味着它是以各执己见的形式出现的。　　我所说的各执己见不是某种利益、观点或是价值之间的冲突，而是指集体性智识的两种可感知的具体实施形式的合并。政治，作为任何人的能力的具体实施，构成了其自身的一个可感知的世界，它成了对由国家权力、军事、经济、宗教或是学术权力构成的可感知的世界的补充，而这些东西则正是集体性智识的私有化的力量，亦即对于集体性智识资源的排他性占有的形式。政治构成了它自己的可感知世界，它对抗着这个世界，并同时又内在于这个世界。它要在这样一种结构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实现“共产主义的智识”，这种结构构成了一个讨论和实践的网络，但却又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之中构成的：这个世界本身是由合并私有化的集体性智识的全部形式建构起来的。政治就是作为一种补充物来运作的，当然这要冒下述风险，即看着这种补充物被其中一个世界所吞噬，主要是被国家权力和攫取国家权力的争斗所吞噬。政治上的各执己见构成了实施某种集体性智识力量的舞台。但是这些舞台从来就不是为了某个具有制度化平等的坚实的世界而搭建的。政治并不能够实现其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充分补充物的诺言。　　我们的共产主义就是作为对于上述“失败”的回应而诞生的。它是作为对于某种共有智识的可感知的共同体的承诺而诞生的，即取代那种具有共有经验的不同世界之间的分离状态。众所周知，共产主义诞生于两场革命之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革命这一年。但是其中产生出共产主义观念的理论框架却要被追溯到50年之前。那一时期，一些德国诗人和哲学家以他们的使命和他们民族的使命的名义建立起这些理论，用以回应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的使命之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要在法律和国家机构这种“僵死的形式”之中寻找这样一个世界，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没能追溯到问题的根源，从而把自由平等问题建立在它们真正的基础（亦即生活世界的构造）之上。现在，清楚地存在着一种自由平等的新形式，它开启了通向激进化的道路。这就是美学领域。康德式的智性和感性的“自由游戏”或是“平等”，对于形式和质料或是主动者和被动者这类等级体系的颠覆，表明了新的平等类型并不是要简单地废黜国家的权力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