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愈的屠宰·外科手术往事

序幕 极度痛苦的年代 倘若一位杰出而年迈的资深科学家称一事有可?能，他几乎肯定是对的;倘若他称一事无可能，则几乎肯定是错的。1 ———亚瑟·C.克拉克 1846年12月21日下午，伦敦市*有名的外科医生正在准备一场大腿中段截肢手术。数百人涌入伦敦大学学院医院的手术大厅（operating theater），翘首以盼，谁也不曾意识到自己即将见证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刻。医学生和好奇的旁观者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把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日常生活的灰尘和污垢也带了进来。外科医生约翰·弗林特·索斯评论道，人们挤进手术大厅抢占一席之地的匆忙和混乱，比起剧院里池座或顶层楼座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2人们仿佛篓筐中的鲱鱼，后排的人一直往前推搡，想看得更清楚；一旦视线被挡，就放声大喊“低头，低头”。3有时，手术大厅的正中站满了人，挤得外科医生无法进行手术，因此不得不驱散一部分人。尽管时值 12 月，大厅里闷热的空气依然令人窒息，紧挨着的人体使整个大厅涌动着一股燥热。 观众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既不是医学工作者，也不是医学生。4手术大厅*靠近手术台的两排座位一般是“医生助手”（hospital dresser）的位置，这个称呼专指那些在医生值班时帮忙拿敷裹伤口所需用品的人。助手的后面站着医学生，他们在后排一刻也不闲着，不是推来挤去，就是交头接耳。和医学生在一处的还有受邀嘉宾和其他社会人员。 医学窥秘癖不是什么新鲜事。它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灯火昏暗的解剖大厅—在那里，屏息凝神的观众看着被处决的罪犯被解剖，作为对其犯罪行为的额外惩罚。观众凭票入场，看着解剖者切开尸体因逐渐腐败而膨胀的腹部，从切口处涌出的不仅有血液，还有散发着恶臭的脓液。5间或，阴森恐怖的现场还伴有轻松欢快而不合时宜的长笛小调。公开解剖成了一种戏剧表演，是像斗鸡、逗熊一样流行的娱乐形式。不过，并非人人欣赏这种表演。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谈及这等经历时说道：“解剖大厅实在不堪入目！散发恶臭的尸体，青灰流脓的腐肉，血液，令人发呕的肠子，恐怖的骷髅，致病的蒸汽！相信我，［我］不会去这种地方找乐子。”6 大学学院医院的手术大厅和伦敦的其他手术大厅大同小异。大厅有一个展示区，被半圆形的观众席围绕着；观众席一层比一层高，通向巨大的天窗。阳光透过天窗，照亮整片区域；在阳光被厚厚的乌云挡住的日子里，人们则用粗蜡烛照明。大厅中央摆着一张木质桌子，斑斑污迹仿佛讲述着往昔的“屠宰术”。桌子下面的地板上撒着一些木屑，用来吸收从断肢流出的血液。大多数日子里，在手术刀下挣扎的病人发出的尖叫和从外面街道上传来的日常噪声—孩子的笑声、人们的交谈声、马车的隆隆声—不和谐地交织着。 在19世纪40年代，外科手术是项肮脏的工作，充满了隐藏的危险，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手术。由于风险很大，不少外科医生甚至直接拒绝做手术，宁愿缩小诊治范围，只看诸如皮肤病、皮外伤等位于体表的疾病。侵入性的方法鲜少被使用，这也是手术日的手术大厅人满为患的原因之一。拿1840年来说，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在这一年里只进行了 120 场手术。7只有在生死攸关、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医生才会选择手术。 内科医生托马斯·珀西瓦尔建议外科医生在两场手术之间更换围裙并清洁手术台和手术器材，但并非是出于卫生考虑，而是要避免“一切会引起惊慌的东西”。8他的建议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外科医生们穿着血迹斑斑的围裙，几乎从不洗手或清洗手术器材，踏入手术大厅时，浑身上下散发着明显的腐肉气味—被同行们亲切地称为“地道的医院味儿”。 当时的外科医生不知道脓是败血症的凶险征兆，以为那是愈合过程中正常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术后感染成了病人的首要死亡原因，手术大厅成了死亡的入口。医院的手术死亡率是民居环境的3—5倍，在家里接受手术更安全。直到1863年，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仍宣称：“病人在医院—尤其是位于拥挤的大城市的医院—的实际死亡率，远高于患同类疾病的病人在医院外接受治疗的死亡率。”9然而，在家接受治疗价格不菲。 感染和肮脏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手术伴随着疼痛。数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能减轻手术疼痛的方法。1772年，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首次合成了一氧化二氮；尽管人们知道它是一种止痛剂，但是由于这种被称为“笑气”的气体效果不够稳定，通常不会在手术中应用。同样在 18 世纪，麦斯麦催眠术—因德国内科医生法兰兹·安东·麦斯麦（Franz Anton Mesmer）而得名，其于18世纪70年代发明了这种“催眠”技术 —也未被主流医学实践所接纳。麦斯麦及其追随者认为，在病人眼前用手做一些动作能对病人产生某种物理影响。这种影响会引发积极的生理变化，能够促进病人的康复，并赋予他们灵力。不过大部分医生并不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