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量化历史研究 第六辑

国家间长期经济发展差异的语言根源* ——基于语言距离的经验分析 孙 涛 崔 萌 张卫国① 摘要：国家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及其潜在性、决定性因素的考察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聚焦国别发展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旨在识别其中语言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51个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的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国家个体特征及经济特征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变量后，研究发现，前英国殖民地国家语言与英语之间的语言距离（原始差异程度）显著地负向影响该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在考虑语言多样性的影响和其他敏感性分析之后，这一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语言距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知识技术传播以及文化和制度借鉴等密切相关，它可以通过阻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增加文化及制度的学习与传播成本等途径抑制经济增长。可见，语言与国家长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需要重视语言在国家长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关键词：语言距离；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英语 一、引　　言 相当长的时期内，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经济增长国别和地区间长期差异的潜在性、决定性因素，这些努力引致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中也不乏一些量化和实证的研究，丰富了我们看待和理解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问题的视野。已有的研究强调了潜在性、决定性因素的不同方面，重点考虑以下一些因素：制度因素，如产权制度变迁的重要性（North，1981）、攫取性制度和建设性制度的差别、接受和进入优势制度的可能性等（Acemoglu et al.，2005，2002，2001）、限制进入秩序和开放进入秩序的区别（North，2005）等、地理因素和生物地理因素（Diamond，1997；Sachs and Warner，1997，1995；Hall and Jones，1999；Hibbs and Olsson，2004；Nunn and Puga，2012）、种群和族群遗传的多样性（Ashraf and Galor，2013）、知识获取的方式和传播的模式不同（Mokyr，2005）、文化方面的差异（Treutlein，2003）等。 近年来，前殖民地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差异分析成为此类研究中一个独特的、重要的分支领域。因为自殖民时期开始，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而且这一效应具有长期性和显著性。比如，有些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和地区在殖民结束以后经济发展陷入长期停滞，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却迅速成为世界上发达的经济体。在殖民地国家发展差异的解释中，一种主流的观点是制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由于气候、地理环境、原住民的稠密度等因素不适合欧洲殖民者定居，他们往往会建立竭泽而渔的攫取性制度，这就损害了当地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适宜欧洲殖民者定居和从事生产活动，殖民者则会建立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所谓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制度（Acemoglu et al.，2002）。② 但是，在针对这一研究议题的实证分析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是制度因素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内生性：良好的制度安排和体制当然会推动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的繁荣又为建构好的制度提供了物质条件和保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就需要为制度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即那些对“制度”而言具有相关性，对“经济增长”而言又具有外生性的变量。 语言是一个与制度、文化和其他潜在社会结构变量强关联的因素，又缓慢地、低程度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文化自身的动态变化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Roland，2004）。因此，语言是一个较为自然和宝贵的研究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工具变量。Ginsburgh和Weber（2020）指出，语言在人类发展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语言操控着信息的运转，甚至可以说，语言定义了人类物种，影响着文化认同、商业和国际贸易中的有效沟通、就业机会，甚至影响经济和社会行为。在西方历史中，不同的语言代表了不同的族源，从而有可能反映了不同制度和不同文化的起源。比如，利用这一差异作为各国腐败程度和政府效率的工具变量（Mauro，1995）、用语言作为检验制度和文化关系的工具变量（Tabellini，2008）等。*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对普鲁士各地而言，当地与法国在宗教信仰、主流语言方面的差异越小，移植法国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越强。这说明，语言文化差异将影响制度移植的效果—如果双方的文化差异很大，一方的制度在另一方的社会中将很容易“水土不服”（Lecce and Ogliari，2019）。 另外，对语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绕不开语言种类和语言多样性因素。这一研究领域比较共识性的观点是：语言种类越多样的国家或地区，其收入水平、经济繁荣程度、社会成熟度越低。该认识来自以下逻辑：语言的多样性（异质化）联系于社会交流的不充分、要素流动性低、贸易受限和市场分割等方面③，更深层的是社会裂散化和文化碎片化（Greenberg，1956）。一系列更为系统和全面的学理探讨则来自费希曼-普尔假说（Fishman，1966；Pool，1972）以及随后研究对其的验证。费希曼-普尔假说认为：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不过，尽管这一假说得到了许多研究的验证和支持（Nettle，2000），也有一些研究对这一假说提出了反例（Gerring et al.，2015）。因此，有关此类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受到上述一系列研究文献线索的启发，本文聚焦国别发展差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通过对国家间语言距离进行量化，考察它在国家间长期经济发展分岔中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对以往既有研究的补充和丰富，对研究和理解长期经济发展的国别差异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下部分具体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经验逻辑和理论模型，第三部分是回归模型和数据，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敏感性分析，第五部分是语言距离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与研究展望。 二、经验逻辑和理论模型 本文之所以选择英国殖民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英语是当今世界*主要的通用语言，与其他主要殖民国家的语言（如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相比，其更容易作为一个分析的基准和参照。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超过70个国家和地区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几乎所有的重要国际组织都使用英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即便是不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中，也使用英语。其二，从历史上看，英国殖民过程形成的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样本较多。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英国开始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掠夺。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之后，英国的殖民活动日益频繁，对外扩张的范围愈加广泛，殖民地遍布全球，英语也随着英国殖民主义势力迅速扩张被传播到世界各地（牛道生，2008）。其三，英国的殖民扩张持续时间较长，语言的长期影响和经济社会后果较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勃兴，被殖民的国家纷纷独立，成为民族国家，殖民体系崩溃，但英语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众多前英国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的这些国家仍然给予了英语以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实际上就是语言殖民的后果。世界范围内的反殖民主义虽然掀起了语言的民族觉醒，但绝大多数新兴独立国家大力发展本国共同语、通用语的同时，又在使用着前宗主国的语言。即使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也早已没有了经济和军事优势，但凭借其早期的殖民经历，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在今天仍被广泛地使用着。英语更是如此。可以说，以英语为代表的前殖民地宗主国语言的通用地位是建立在长期殖民的基础上的，而今天前殖民地宗主国语言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话语权和支配地位正是语言路径依赖的特征使然。 早期的语言殖民可以说是将殖民者的语言凌驾在被殖民者的语言之上，强迫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学习和使用殖民者的语言。这种强迫往往伴随着武力，本质上是一种实力的显示（在殖民主义盛行时期，主要是指军事力量）。回到殖民本身，殖民扩张的目标是要*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益，彰显殖民国家的优越性（Migge and Léglise，2007）。武力固然重要，但不足以驱动殖民者持续扩张，殖民者更潜在地采取精神上的灌输，以维持其统治。这种精神层面的统治便借助了殖民者的语言、文化、社会和科技的优势，其中，语言殖民是首要的也是*有效的手段和任务之一。Mufwene（2001）将殖民地分为贸易殖民、定居殖民和剥削殖民。在以定居为目的的殖民地，本地人很少能感受到转换语言的压力，大多数人与殖民者不发生太大的冲突，不会受到国家经济和政治转型的影响。宗主国的语言在殖民地的扩散存在两种机制：“垂直”扩散和“水平”扩散（Calvet，1987）。“垂直”扩散是指殖民者的语言在社会阶层方面自上而下传播。宗主国的语言首先转移给被殖民者中的上层社会，然后自上而下地在殖民地国家中、下层民众中传播。“水平”扩散是指宗主国的语言在地域维度上的传播，随着殖民的深入，殖民者的语言由大城市到小城市，依次圈层递推，扩展到更为边远的地区。显而易见，语言殖民直接影响着宗主国语言通用度的提高，殖民的范围越广，时间越长，宗主国语言的使用越广泛、越持久，这也在几乎所有的相涉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 语言的活力和生命力并非完全依赖于暴力军事和强权政治，很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影响（Brenzinger，1998）。前殖民地国家尽管取得了独立，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大多很难摆脱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