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

奏折的诞生与军机处设立 在众多的影视剧、小说，甚至一些历史专业学者的论著中，经常提到唐、宋、明等朝代的人物写“奏折”给皇帝，但其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奏折产生于清朝康熙年间，是清朝特有文书。奏折的出现反映的是整个中国帝制时代统治方式的一个巨大转变。 由于呈送皇帝题本的过程复杂，手续很多，且在到达皇帝案头前已经有多人预先知道其内容，很容易泄密，因此臣下有时候不敢大胆直书，不敢讲真话，特别是涉及一些敏感的案件或者权贵的时候，忌讳尤多，造成皇帝有时候就难以了解事情的真相。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个很大的问题。 有鉴于此，康熙帝特地指定一些亲信大臣可以直接给他本人送汇报，内容只有他本人与汇报者知道；因为报告写在给皇帝的请安折内，所以又称为“奏折”。现存*早的奏折是中国**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奏折由臣下直接递送皇帝本人，康熙帝承诺保密，并将原奏折发还本人保管，其他人都不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究竟谈了什么，因此大臣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质就是点对点的秘密报告。 打个比方，题本的程序就像是将文档先上传至服务器（内阁），然后皇帝下载处理后再上传至服务器，*后相关官员再下载执行；而奏折则是点到点的短信，除发送者（官员）与接收者（皇帝）外，无人知悉其中内容，保密性更强。如康熙帝所言：“凡奏事者，皆有朕手书证据在彼处，不在朕所也。”他还声称：“尔等果能凡事据实密陈，则大贪大奸之辈，不知谁人所奏，自知畏惧；或有宵小诳主，窃卖恩威者，亦自此顾忌收敛矣。” 点对点单线联系的秘密报告可以互相牵制、揭发，臣下难以隐瞒真相，这是题本无法达到的效果，因此被雍正皇帝继承和发扬光大。 康熙皇帝在他的发小、江宁织造曹寅的奏折上批示：“风闻库帑亏空者甚多，却不知尔等作何法补完？留心，留心，留心，留心，留心！”“两淮情弊多端，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任内无事方好，不可疏忽。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这样的内容是绝无可能出现在题本上的。连写五个“留心”和四个“小心”，让曹寅赶紧把亏空补上，否则康熙即使作为皇帝，尽管和他关系这么密切，都没法替他担待。这就等于皇帝提前把底牌交给曹寅了。这种奏折和朱批内容，绝对不可能让第三人知道的，否则让朝廷的大臣们怎么想？明摆着包庇自己人。康熙本人作为皇帝，其实也会干这种秘密的、徇私舞弊的事情。 康熙皇帝为了行政效率与保密，在内阁之外，又设立了南书房，位于乾清宫院落西南角平房。南书房挑选一批文采、才能和品行兼优，而且跟皇帝关系特别密切的官员入值，称“南书房行走”。他们平时陪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起草圣旨和各类公函，是皇帝*亲近的贴身秘书。皇帝住在乾清宫，而他们就在乾清宫四合院里面，一般的王公大臣平时是进不来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与准噶尔部的战争，雍正帝下令军需一应事宜都交给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三人秘密办理，三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办公机构，叫军需房。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改称为军机处，以张廷玉、蒋廷锡、马尔赛入值办理一切事务，成为定制。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三月，正式定名为“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并由礼部铸造印信，用“办理军机印信”字样。 起初军机处只是一个处理紧急军国事务的临时机构，办公地点是一个临时搭建的木板房，开始设置于乾清门内外，后移到隆宗门外。隆宗门也是在乾清门广场上，后改建成瓦房，靠近皇帝的寝宫养心殿，是一个典型的内朝机构。后来具体地点跟随皇帝行踪驻地而定，如移往圆明园、颐和园或避暑山庄等地。 军机处主要成员为军机大臣及军机章京。军机大臣员额无定，*少三人，*多不超过十人，通常是五六人，由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或京堂充任，通称“大军机”；设首席军机大臣，或称领班军机大臣，一般由满族亲王或大学士担任。军机大臣须每天值班，随时等候皇帝召见。另外，挑选内阁中书等官充当军机章京，通称“小军机”，给军机大臣当秘书，满汉各半，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等。 军机处设立后，皇帝可以自由地选择亲信大臣充当军机大臣，协助皇帝处理一切军国大事，但军机大臣只有建议权，决策权由皇帝一人掌握，因此他们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军机处也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军机处并不是中央的*高行政机关，充其量只能说是皇帝权力的执行机关。 从此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失去了重要性，内阁只能处理一般例行的行政事务，而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帝通过军机处这个机要秘书班子处理一切重要的军国政务，达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惟以一人治天下。”军机处没有专官，军机大臣、军机章京都是以原官兼职，皇帝可以随时令其离开军机处，回本衙门。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 与军机处相配合，雍正帝更进一步完善了奏折制度。他刚即位就将上奏密折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总督、巡抚，后来又扩大到了布政使、提督、总兵等一级官员，奏折制度成为正式的制度；他还特批一些中低级官员也有此权力。奏折由官员秘密上奏皇帝本人，皇帝则在奏折上用朱笔亲笔批示，称为“朱批谕旨”，经朱批后的奏折称为“朱批奏折”。 此时奏折已经完全取代了原来的题本，成为官员向皇帝汇报政务的*重要文书；朱批谕旨也成为官员决策、行政的重要依据。从此，朱批奏折与廷寄谕旨成为清朝行政的两种*重要的公文，它们全由皇帝一人批答，或口述后由军机大臣拟写，因此在体制上确保了皇帝的乾纲独断。 任何个人和机构组织都倾向于扩大自身的权力，清朝皇帝一直遵循这个思路，*终雍正帝通过建立“军机处—奏折体制”得以完成。军机处—奏折体制将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这就要求皇帝必须极为勤政，每天必须不间断地处理各地奏折，否则国家军政要务就得停摆，这是彻底的人治——皇帝一人的绝对独裁。独裁统治对皇帝本人的能力与责任心要求极高，而相应地，大臣们也就丧失了积极性。 清朝实行皇帝乾纲独断体制，而奏折制度是实现这一体制的重要一环。奏折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官方文书名称，它更是传统中国从皇帝与官僚共治转向皇帝一人独裁统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