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共生——城市水环境空间发展理论与实践

第1章 缘起，水城相伴相生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周易》 如果城市发展是一个生命过程，那么水就是城市发展的生命线，水与城的共同进化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繁荣与可持续发展。自古以来，水影响着人类的衣食住行，在不同时空背景与不同文化环境中，渗透、凝聚着城市的文化和历史，还在与城市的相生共融中焕发、延续着城市的生命和未来。而城市的建设对城市水环境空间的发展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快速城市化使得重大水污染事件频发，城市洪涝灾害易发，水生态环境恶化，水城风貌破坏，水域空间缩减，这些多元问题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增大，严重威胁着城市水环境空间的可持续发展。面对复杂的水城问题除了总结水城演进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国内外优秀实践，考虑人的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更是解决问题的本源。在城市水环境空间发展中，城市的开发建设可以改变水，但改变要着眼于人类共同的长远利益，如此才可能构建人-水-城持久、和谐、相生共融的发展共同体，进而共享美丽家园，共创美好生活。 1.1 河流见证的城市 自古以来，人类发展与河流有着密切的关联。河流是城市的命脉，不仅孕育生命，滋养城市的发展，也能导致城市消亡。默默流淌的河水，不仅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更见证着城市的成长。 1.1.1 城依水而生 纵观人类发展史，任何一个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水。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基本都在大河流域沿岸，城市的起源多有一条“母亲河”相伴相生。人类出于生存需要选择在靠近河流的地方修建家园，一方面人们的生存与农业发展离不开水源，河流为人们提供了生活用水和灌溉用水；另一方面河滩地土壤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农业种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原始农业居民点大多靠近河流。历史上，孕育了人类古代文明的埃及尼罗河流域、中国黄河流域、印度恒河和印度河流域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两河流域都是农业发展较早的地区，较早出现居民点。随着人类生产水平的提升和生活需求的多样化，以物换物的社会活动日趋频繁，产生了劳动分工，商业和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1]。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繁荣，一部分居民开始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农业不再是其主要职能，这部分居民居住的地方便开始分化转换成了城市。此外，河流还为商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河湖之滨成了人们建城设市的理想位置。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河流是城市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建设的动力源泉，是早期的文明孵化器。凡是河网水系发达的地区，都是城市文明昀发达的地区 [1]。正如罗素在《权力论》中所说，河流提供了早期文明发展必需的生存养育之本，更提供了文明延续所必需的民族的机动性 [2]①。从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及中国地区的古老城市，到现如今繁华的巴黎、纽约、鹿特丹和上海，城市的落成与发展无不与河流有关。在欧洲大陆，国际河流多瑙河孕育了两岸的城市群；在法国，塞纳河从巴黎城中流过，岸边聚集了众多人文景观，也聚集了许多法国古往今来的精华；在中国，黄浦江与东海的滋润，催生了上海，使之迅速崛起为一座国际大都市[3]。城市中丰富的河流承载着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延续着城市的空间格局，优美的自然水景观与人文景观相互映衬，形成独*的地域风貌，也将城市悠久的精神文化内涵展现在世人眼前。水从孕育原始居民点到对城市发展的特殊作用，和城市存在着不可分割的时间和空间联系，已然是人居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1.1.2 城市兴衰，因水更迭起伏 水作为人类聚居地的命脉，往往决定了城市的命运。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城因水而生，也会因水而湮。水为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的水资源条件造就了伟大的城市，而水治理的成效也直接映射出各城市的兴衰成败。人们傍水筑城、逐水而居，城市由水而兴、因水而衰、因水而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八水”之于长安、洛水之于洛阳、台伯河之于罗马、阿诺河之于佛罗伦萨、泰晤士河之于伦敦、黄浦江之于上海 考察不同时期城市的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无不与水有着密切的关联。 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幼发拉底河东岸的乌鲁克城（公元前 3800～公元前 3500年）的建立和衰败就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1]。目前，乌鲁克城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昀早出现的大城市。根据对遗址的发掘考察，发现其城墙长 9 km，城墙包围的面积超过 400 hm2，估计当时有 3万～6万名居民生活在城内。约公元前 3500年，大洪水之后，地处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上的旧乌鲁克城遭受重大破坏。人们在废墟中重建了乌鲁克城，并将其作为了乌鲁克王朝的首都，直至第五王朝乌图赫伽勒国王视察水坝时因故而亡为止。作为乌鲁克王朝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广阔地区的首都，这座城市的立城之基便是宏大的灌溉体系。在降雨量稀少且丰枯明显的水资源条件下，泛滥期的洪水被视为必须收集的资源。引水渠和良好的运河系统纵贯城市——至少有两条很长的主干运河贯穿城市，延伸出许多小型水渠。当地人利用杰出的工程技术打造了四通八达的河网，让乌鲁克城绿树成荫，成为“沙漠中的绿洲”。船舶在城中的运河上川流不息，把古城、古幼发拉底河岸上的贸易以及周边的农业区紧密地联系起来。水利专家们通过监视并预测河水的涨落，推测乌鲁克水渠的闸门控制水位，从而抵御泛滥期的洪水。然而，公元前 4世纪开始，流经乌鲁克的水道渐渐干涸，或许，河流变迁便是造成乌鲁克衰败的原因之一。 [1] 古代中国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城市间的交流，为商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也为沿岸城市发展提供了契机。关中平原孕育了早期的农耕文明，该地区粮食充足，秦汉两朝定都于此。但随着东汉末的连年战乱，关中平原的农耕用地被大量破坏，生产能力大大降低。到了隋唐，关中粮食不足，出现了“就食 ①于洛阳”以缓解关中压力的现象。随着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洛阳南接江淮，北达涿郡（今北京），漕运交通优势明显，成为全国的漕运枢纽，粮食储备丰裕，为解决关中粮食供应问题提供可能。但到了唐朝鼎盛时期，关中平原的粮食供应以及“就食于洛阳”已远不能满足都城的需求，政治中心开始逐渐东移，武周迁都神都洛阳。之后，由于大运河长期使用，缺乏及时疏浚，洛阳段的运河也渐渐不再宜于通航，洛阳城也日渐没落。直到元代定都大都城（今北京），重修大运河，使得水道缩短了 900多千米，同时引白浮泉水以利漕运，船只可从南方直达大都城的积水潭，进入大都城的核心地区。积水潭成为新的航运码头和大都城新的商业中心，促进了大都城和南方的经济交流。明、清两代沿用了大运河，并对其淤塞段进行疏凿，保证了这条南北大动脉的畅通。大运河与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连接组成水网，促进了沿岸地区城镇和工商业的发展，交汇处的杭州、镇江、扬州、苏州、淮安、天津等无一例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城市。 丰富的水资源促进城市的发展，而对水资源不合理的利用也可能加速一座城的毁灭。古长安（今西安）的兴衰更迭，是农业社会水城关系的典型案例。长安城历时 1700多年，经历 13个王朝变迁[1]，它的兴衰与水有着密切关系。历史上的“八水”拥城泽地，在长安附近构筑了天然密集的水网系统，不仅使其成为一个水资源富足的城市，还给它带来了“陆海”（指湖泊和池沼很多）的美称 ①。但是公元 907年唐朝灭亡后，长安就没落了。从秦汉便开始的大规模城市营建、农业开垦，严重破坏和毁灭了赖以立都的原始森林、水资源等生态基础，加之唐朝中期频发的干旱等自然灾害，使得粮食产量下降，长安城的自然生态环境逐步走向崩溃。这是长安自唐末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之一。河流水系哺育了城市，而城市的生长也在影响着流域水系的演变，由“八水绕长安”的兴衰可见一斑，今天仍是如此 [1]。 1.2水随城转，变迁中的水与城 为应对当代的水危机，人们越来越重视重访历史，去寻求治水、管水的历史智慧和经验总结，也更深入地认识水在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保持应有的理解。在人类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城市与水经历了被动的自发顺应、自主自为的破坏、补偿性的保护利用、互动性的自觉协调四个阶段，体现了不同时期水与城的历史演变规律，为解决当下城市水环境空间发展面临的困境与挑战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1.2.1 被动的自发顺应阶段 人类对河流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喜欢逐水而居，围绕河流建立城市，展开市井生活。城市发展之初，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小，水与城的和谐实质上是一种人与自然自发顺应的依存关系。依水发展是城市成长的重点，城市中的水域空间往往成为物资集散、商业闹市、苑囿营造、游憩集会之地 [4]。这一阶段，人类被动顺应水的自然规律而进行城市的开发建设，东方城市因为“负阴抱阳”等观念往往在河流一侧建立城市，西方城市则更多地跨河而建 [5]。 兴水利、除水害是这个阶段城市得以发展的关键因素。城市建设除了注意取用水、排涝污的方便外，还考虑利用水灌溉、航运、美化环境和提供防卫 [6，7]。但是靠近河流居住也存在洪涝灾害等问题。与水相依存、相抗争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有关洪荒岁月、艰难治水的共同记忆更是贯穿于整个中西文化史。西方传播昀广的洪水神话来自《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中国古代广泛流传的女娲补天、水神崇拜、祭天求雨、大禹治水等，也反映了古代先民对自然的依附[6]。据古籍记载，大禹（约公元前 2000年）汲取鲧靠“堵”治水的失败经验，采取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法，是中国**位因治水有功而登上王位的统治者，体现了先民对水的尊重顺应 [7]。成书于 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水与都城选址和建设的关系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并得出了在今人看来仍不失精辟的理论。《管子？乘马》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①强调了筑城建都既要充分考虑水源问题，以便于取水；但又不能忽视防洪排涝问题 [6]。 1.2.2 自主自为的破坏阶段 18世纪至 19世纪，随着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城市建设对水不再只是依附，转而是征服和侵占，以扩张城市功能。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带来了水资源消耗、水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加剧了城市水环境空间问题。过去自然清澈的河流、湖泊、湿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多、水少、水脏、水浑、水丑、水呆、水死等环境恶化问题 [8]，这些问题牢牢地禁锢着人、禁锢着城。 人类狂热地追求经济效益，使水生态环境的自身平衡遭到破坏 [9]。可以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