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四十周年纪念版)

午朝风波与皇帝的震怒 公元1587年，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论干支则为丁亥，属猪。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纵是气候有点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但这种小灾小患，以我国幅员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也就无关宏旨。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
这一年阳历的三月二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既无几案，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大汉将军”也不见踪影，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对于这一颇带戏剧性的事件，万历皇帝本来大可付诸一笑。但一经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就在官员们交谈议论之际，一道圣旨已由执掌文书的宦官传到内阁，大意是：今日午间之事，实与礼部及鸿胪寺职责攸关。礼部掌拟具仪注，鸿胪寺掌领督演习。该二衙门明知午朝大典已经多年未曾举行，决无在仪注未备之时，仓猝传唤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门既已以讹传误，该二衙门自当立即阻止。既未阻止，即系玩忽职守，着从尚书、寺卿以下官员各罚俸两月，并仍须查明究系何衙门首先讹传具奏。
鸿胪寺的调查毫无结果，于是只能回奏：当时众口相传，首先讹传者无法查明。为了使这些昏昏然的官员知所儆戒，皇帝把罚俸的范围由礼部、鸿胪寺扩大到了全部在京供职的官员。
由于工作不能尽职或者奏事言辞不妥，触怒圣心，对几个官员作罚俸的处分，本来是极为平常的事。但这次处罚竟及于全部京官，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严峻。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约一百五十二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但对多数低级官员来说，被罚俸两月，就会感到拮据，甚至付不出必要的家庭开支了。
按照传统观念，皇帝的意旨总是绝对公允的，圣旨既下，就不再允许有任何的非议。这一事件，也难怪万历皇帝圣心震怒。从皇帝到臣僚都彼此心照，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仅以礼仪而言，它体现了尊卑等级并维护了国家体制。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的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现在全体京官自相惊扰，狼奔鼠窜，实在是不成体统。
万历皇帝是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1587年3月，他已年满二十三，进入二十四，登上皇帝的宝座也快有十六年了。他自然会清楚记得，在他十岁那一年的春天，他的父亲隆庆皇帝为他举行了象征成为成人的冠礼。他被引导进入殿前特设的帷帐里，按照礼仪的规定更换衣冠服饰，前后三次都以不同的装束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既出帷帐，他就手持玉圭，被引导行礼，并用特设的酒杯饮酒。全部节目都有礼官的唱导和音乐伴奏，所需的时间接近半天。第二天，他又被引导出来坐在殿前，以*庄重的姿态接受了百官的庆贺。
几个月之后，隆庆皇帝龙驭上宾。这位只有十岁的皇太子，就穿着丧服接见了臣僚。按照传统的“劝进”程式，全部官员以*恳切的辞藻请求皇太子即皇帝位。头两次的请求都被皇太子拒绝，因为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恸无法节制，哪里有心情去想到个人名位？到第三次，他才以群臣所说的应当以社稷为重作为理由，勉如所请。这一番推辞和接受的过程，有条不紊，有如经过预习。
既然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在过去的十五年，他曾经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阳。他接见外国使臣和解职退休、著有勋劳的官员耆老。他还曾检阅军队，颁发战旗，并在一次战役获得胜利以后接受“献俘”。这种献俘仪式极为严肃而令人竦惧。皇帝的御座设在午门城楼上，他端坐其中，俯视着下面花岗石广场上发生的一切。他的两旁站立着有爵位的高级军官，还有许多被称为“大汉将军”的身材魁伟的御前侍卫。在广场上大批官员的注视下，俘虏被牵着进来，手脚戴有镣铐，一块开有圆孔的红布穿过头颅，遮胸盖背，被吆喝着正对午门下跪。这时，刑部尚书趋步向前，站定，然后大声朗读各个俘虏触犯天地、危害人类的罪行。读毕他又宣布，这些罪人法无可逭，请皇上批准依律押赴市曹斩首示众。皇帝答复说：“拿去！”他的天语纶音为近旁的高级武官二人传达下来，二人传四人，而后八人、十六人、三十二人相次联声传喝，*后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以*大的肺活量齐声高喝“拿去”，声震屋瓦，旁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每年阴历的十一月，皇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正式颁行于全国。它的颁行，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节令的根据，知道何时可以播种谷物，何日宜于探访亲友。翰林院官员们的集体著作，例如《实录》之类，也在香烟、乐队的簇拥下，恭呈于皇帝之前。书籍既经皇帝接受并加乙览，就成为“钦定”，也就是全国的唯一标准。
在同样庄严的仪式下，万历皇帝授予他的兄弟叔侄辈中的一些人以“王”的称号，封他们的妻子为“王妃”，批准他们子女的婚姻。而*隆重的仪式，却是把“仁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嫡母隆庆的皇后陈氏，把“慈圣皇太后”的尊号上赠给他的生母隆庆的皇贵妃李氏。
慈圣皇太后对万历皇帝有极大的影响，因为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再能给他以真正的天性之爱。但是在万历登极以后，根据皇家的习俗，一种无形的距离就存在于太后和皇帝之间，使母子之间的天性交流变得极为不便。例如前此不久万历曾下令修葺装潢慈圣所居住的宫室，竣工之后，她的感谢不是用亲切的口吻加以表达，而是请学士写成一篇文章，赞赏皇帝的纯孝，在他下跪时逐句诵读。这篇文章，因为能对全国臣民起表率和感化的作用，所以就成为本朝的重要文献。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他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但是母爱毕竟是一种*深刻的感情，在多年之后，尽管万历皇帝临朝的机会越来越稀少，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也就是在此之前不久，万历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并预先公布礼仪以便各有关衙门作必要的准备。消息传来，就有一位给事中上疏提出异议，其理由为：按照伦理和习惯，这种尊荣应该首先授予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德妃郑氏仅为皇三子的母亲，后来居上，实在是本末颠倒。这一异议虽然引起万历的一时不快，但册封典礼仍按原计划进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小小的插曲，竟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臣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
参加各项礼仪，皇帝需要频繁地更换冠服，有时达一日数次。服饰中的皇冠有一种为金丝所制作，精美绝伦，而又不同于欧洲式的全金属皇冠。皇帝在*隆重的典礼上使用的皇冠是“冕”，形状像欧洲学者所戴的“一片瓦”，不过冕上布板是长方形，而非正方形，前后两端各缀珍珠十二串。这种珠帘是一种有趣的道具，它们在皇帝的眼前脑后来回晃动，使他极不舒服，其目的就在于提醒他必须具有端庄的仪态，不能轻浮造次。和冕相配的服装是饰有豪华刺绣的黑色上衣和黄色下裙，裙前有织锦一片，悬于腰带之上而垂于两腿之间，靴袜则均为红色。
在次一级隆重的典礼上，皇帝服用全部红色的“皮弁服”，实际上也是他的军装。其中的帽子，和今天体育家所用的瓜形圆盔极为相似，有带，系在脖子上。这种帽子和当时武将军士所用的头盔也并没有多大区别，不过将士的盔是布质内藏铁片，外装铁钉；皇帝的皮弁则以皮条折缀而成，外缀宝石以代铁钉。
黄色的龙袍，常常被看作中国皇帝的标准服装。其实在本朝，这种服装只在一般性的仪式上服用。在不举行仪式的时候，皇帝的常服则是青色或黑色的龙袍，上缀绿色的滚边。
皇帝是全国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二百余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二人牵牛，耆老二人扶犁，又耆老二人执粪箕、净桶，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担勾、扫帚，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三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高地方长官，他或他的属官的任务则是播种。播种覆土完毕，教坊司的优伶立即向皇帝进献五谷，表示陛下的一番辛劳已经收到卓越的效果，以致五谷丰登。此时，百官就向他山呼万岁，致以热烈祝贺。
但是皇帝所参与的各项礼仪并不总是这样轻松有趣的，相反，有时还很需要付出精神力气。譬如每天的早朝，即在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也会觉得持之以恒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以致视为畏途。万历之前几代皇帝，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虽说早朝仪式到这时已大为精简，但对他来说，仍然是一副职务上的重担，下面的叙述就是这一结论的证明。
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宫门在钟鼓声中徐徐打开，百官进入宫门，在殿前广场整队，文官位东面西，武官位西面东。负责纠察的御史和序班记下说话、咳嗽、吐痰、牙笏坠地或者步履不稳重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听候参处。一切就绪以后，皇帝驾到，鸣鞭，百官在赞礼官的口令下转身，向皇帝叩头如仪。鸿胪寺官员高唱退休及派赴各省任职的官员姓名，被唱到的人又另行对皇帝行礼谢恩。然后四品以上的官员鱼贯进入大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并请求指示，皇帝则提出问题或作必要的答复。这一套早朝节目在日出时开始，而在日出不久之后结束，每天如此，极少例外。
本朝初年，皇帝创业伊始，励精图治，在早朝之外还有午朝和晚朝，规定政府各部有一百八十五种事件必须面奏皇帝。只是在第六代的正统皇帝登极时，由于他只有九岁，所以朝中才另作新规定，早朝以呈报八件事情为限，而且要求在前一天以书面的方式送达御前。此例一开，早朝即渐成具文。可是直到十五世纪末期，早朝这一仪式仍然很少间断，即使下雨下雪也还是要坚持不辍；仅仅是由于皇恩浩荡，准许官员可以在朝服上加披雨衣，1477年又下诏规定各官的张伞随从可以一并入宫。有时皇帝体恤老臣，准许年老的大臣免朝，但这又是属于不轻易授予的额外恩典了。
这种繁重的、日复一日的仪式，不仅百官深以为苦，就是皇帝也无法规避，因为没有他的出现，这一仪式就不能存在。1498年，当时在位的弘治皇帝简直是用央告的口气要求大学士同意免朝一日，因为当夜清宁宫失火，弘治皇帝奉侍太皇太后，彻夜未眠，“今尚不敢离左右”。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同意了辍朝一日。除此而外，皇帝的近亲或大臣去世，也得照例辍朝一日至三日以志哀悼。然而这种性质的辍朝，得以休息的仅是皇帝一人，百官仍须亲赴午门，对着大殿行礼如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