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调控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大量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动迁移。这些人口多数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从而形成了一批人口规模庞大的城市。2018年，我国特大城市（含超大城市）数量达到18个，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天津市等，这18个城市的人口总量已达到2.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7.1%，即全国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工作生活在特大城市。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带来了明显的交通拥挤、房价高企、职住分离、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据联合国人口司预测，2025年我国500万N10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将达到17个；100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将达到7个，500万人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人口总量占全部城市人口比重将达到26%。为此，在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依然没有改变、流动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城镇化发展进入中后期的背景下，对于作为我国城镇化重要主体的特大城市，迫切需要我们认识它的人口发展态势、空间变动等规律，探寻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和人口空间分布优化的有效措施。这对促进我国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研究以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调控为主题，聚焦揭示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变动的规律，探讨构建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格局，分析特大城市产城融合和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并借鉴国际特大城市人口发展经验，提出优化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如下。　　1.目前我国特大城市人口发展表现出差异化趋势。经历了约三十年的人口快速增长后，近年来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常住人口规模小幅减少，持续快速增长趋势已经明显扭转；而受到人才政策等因素影响，广州市和深圳市近两年仍表现出常住人口大幅增长态势。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长已明显放缓，而广州市和深圳市的流动人口近两年仍表现出大幅增长势头。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深圳市、天津市处于不同的人口郊区化阶段，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已经出现明显的人口郊区化，天津市、广州市和深圳市表现为常住人口增量主要集聚于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郊区化尚处于早期阶段，滞后于北京市和上海市。目前，多数流动人口集聚于特大城市的近郊区。整个城市群中，流动人口主要集聚于特大城市，尤其是几个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反映了特大城市强劲的人口集聚能力。当前我国特大城市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和落户意愿较强，这充分说明特大城市仍然是未来人口的重要集聚地。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部分特大城市和I型大城市（指城区人口在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的人口将继续集聚，其中武汉市、成都市可能发展为超大城市，济南市、石家庄市、合肥市等可能发展为特大城市，城市群发展格局更为明显。　　2.构建“两个维度、两个重点、多元主体”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格局。新形势下，我国特大城市人口调控内涵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拓展。人口调控在原有人口规模调控的基础上，还注重人口空间分布优化、注重人口素质优化、注重人口与外部因素协调发展、注重特大城市与城市群协调发展。人口规模过大并非形成“大城市病”的真实本质原因，引导人口合理分布才是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特大城市人口调控的核心所在。人口调控不仅是人口规模调控，也是人口空间分布优化，既要从特大城市本身出发，也要放眼于特大城市所在的城市群格局。从系统思维出发，融人协调新理念，来构建“两个维度、两个重点、多元主体”的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格局。在未来特大城市人口调控过程中，从特大城市和城市群两个维度做好人口“减法”和“加法”；做好产城融合和社会融合两个重点内容，让流动人口在流人地就业稳定、生活便利有保障，使流动人口能够在流入地实现良好的社会融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各司其职、协同推进，共同促进特大城市人口有序发展。　　3.特大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产业发展存在着密切关联。那么如何通过产业发展来实现人口调控目标？特大城市核心区拥有大量的高新科技企业、创新平台、生产性服务业，同时吸引和承载着大量的人口。利用2016年北京市和上海市流动人口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现代服务业对流动人口的集聚效应*大，其次是一般服务业、文教卫体和社会管理行业。从人口疏解的角度看，金融业、科技研发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核心区人口疏解作用*大，这意味着以经济手段疏解人口，需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一产业发展的龙头，即优化科技产业创新资源布局是促进人口疏解*有效的经济手段。对特大城市新区而言，存在明显职住分离、人口承载不足等现象，产城融合水平并不高。未来需要加强城市新区综合发展规划，引导科技创新资源布局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继续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提升新区人口集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