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沿革史

　　汉代因赢秦旧规，复承成周故习，合封建、郡县二种制度冶于一炉，故其地方之官吏亦因郡国之情形而异。今略究其因革之迹，分论于后：　　秦分天下为郡县，而畿辅之地独称内史，以别于他郡，即以内史治之。汉初分其地为三郡：中日渭南，左日河上，右日中地；虽为京师所在，而其地位则与他郡等。高帝末年，天下大定，复因秦制合之为一，其官吏亦如秦旧。稍后复分左右，其分置之时据《地志》所载，则武帝建元六年事也，而《百官表》又谓在景帝二年，检《表》文，则景帝元年已有左内史晁错之记载，知其时已分左右矣。武帝太初元年，更右内史为京兆尹，左内史为左冯翊，复以主爵都尉为右扶风，即治内史右地，是为三辅。后世遂为定制。三辅首吏虽有专名，究其实际固无异郡守国相，特以其为京师重地，故有斯称耳。　　郡置郡守，以司民事，复置郡尉，以掌军旅，皆秦时旧官而汉所因者。景帝中二年更郡守日太守，郡尉日都尉，遂为定称。与郡同等者则诸侯王国，秦制所无，故其置官设吏，多所特创。高帝之时，诸王权势颇大，官吏率如汉廷，《百官表》云：“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制”，是其国土虽小，而其职官初不异于帝室也。景帝遭七国之乱，以诸王权力过大，乃盛加损抑，复令诸王不得自治其国，所属官吏皆由天子为之除授。元狩初，衡山、淮南二王谋反，武帝以其国属吏实促其成，乃作左官之律，厉行限制。至成帝绥和元年复省其内史，以相代治民事，以中尉为之主兵旅。自文、景削藩之后，诸王国土日渐缩小，几不能比之诸郡，守与相，都尉与中尉实际所差者仅名称不同而已。　　郡之太守与诸侯王国之相中尉，皆仅一员，而都尉之多寡则因地而异，边圉要塞往往多至四五员。其名称略见于《地志》，姑举其重要者而言之：如会稽有西部都尉，复有南部都尉；酒泉有北部都尉，又有东部都尉；而云中且有中部都尉；此外，则骑都尉，天水、安定诸郡有之；农都尉，金城、西河诸郡有之；属国都尉，上郡、五原诸郡有之；关都尉，敦煌、弘农诸郡有之。别有受降都尉（《田广明传》）、护漕都尉（《朱博传》）、宜禾都尉（《地志》）诸名，皆因时而置，非常制也。　　汉制别有州刺史，此秦代之所无者，《汉书·武帝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诸州刺史仅司监察之责，非亲民之官，故《百官表》云：“掌奉诏条察州。”胡广《汉官解诂》亦言：“驰郡行国，督察在位，（敷）奏以言，录见囚徒，考实侵冤，退不录（称）职。”（《北堂书钞》七二《设宫部》引）刺史所辖之地域虽大，其重要反不及郡太守与国相，守相之秩各为二千石，而州刺史则仅六百石，不及三分之一，盖其时地方制度尚为郡县或王国、侯国之二级制也。与州刺史相似者又有司隶校尉，《百官表》：“武帝征和四年初置，从中都官徙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是司隶之初置，本因巫蛊狱起，事平之后遂使察州。其形式虽与州刺史相似，而其权力则非州刺史所可及。其后，刺史之权力渐次增大，浸假而凭陵太守，绥和元年遂因何武、翟方进之请，改刺史为牧，于是向之仅司监察之责者一变而直接指挥守相之大员，其地位顿见重要，而地方制度亦由二级制变为三级制矣。州牧权力过大，不便之处甚多，故三年之后又因御史大夫朱博奏言，复行旧制。王莽柄政，再称州牧，汉室不久亦亡矣。　　汉制郡国之下，复有县、邑、道、侯国，《百官表》：“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有蛮夷曰道。”是所谓邑、道、侯国者，特县之异称而已。县置令长以治其民，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则为长，皆秦旧制也。邑、道置官与县同，而侯国则别置相如王国，其职责与县令长无异，对列侯亦不拘守臣节，而列侯亦不得以属吏视之也。县令长及侯相之下亦稍有掾吏以为佐贰，惟不若郡守国相之多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