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女性/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女性研究的高潮以来，甚至远到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女性的早期西方论著通常将儒学描述为一种男权至上主义和父权意识形态，并且将其视之为中国女性压迫问题的根源所在。较为显著的例证是1974年法国早期女权主义作家茱莉娅·克丽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有关中国女性的著述中冒失地将一个章节定名为《孔子——女性的吞噬者》。直到1995年左右，学者们仍然将儒学以及儒学的大部分特质视为一种父权意识形态，并且认为这种与现代社会或所谓的优越者——西方生活方式毫不相干的父权意识形态应该被彻底抛弃。正如卢蕙馨（Margery Wolf）对杜维明有关新儒学之通俗诠释的评论那样，“儒家准则定义下的层级权威系统的合理构造以及父权制家族体系的秩序井然似乎与这样一个跨国公司设在富士园，而来自上海的年轻人正瞄准斯坦福工商管理学硕士的时代不相适宜。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儒家的经典仍然畅销，而一位哈佛的杰出学者——杜维明对于新儒学的重新诠释和现代社会的生存指南竟如此接近”。卢蕙馨在评论中对儒学的冷嘲热讽由此可见。按照她的观点，儒学这一古代中国毫无益处的思想观念几乎等同于父权制和厌女症（misogyny）。诸如此类的反儒学观点在女权主义者的著作中甚为高涨。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学保障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并且支配着中国的知识传统，尤其是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汉王朝官方正统思想的公元前2世纪起，一直持续到清末（1905年）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考试的终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将古代中国对女性的压迫归结为儒学的论断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我们不应该将儒学简化为等级亲属关系和固化的性别角色的组合，因为这种简化方式将忽视儒学中能动的一面。儒学有关“仁”的道德理论、重视终身践行自我修养、维持恰当的关系等主张，至少在理论层面上，都类似于关怀伦理以及将自我视为关系网中一员的社会建构等女权主义道德。牢记存在于儒学中理论上的女权主义空间，沿着当代女权主义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康德的道义论或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的重新占领，并作为表达其自身明确关注点的基本伦理框架这条线索，探讨女权主义与儒学之间的一种趋同或合集将成为可能。但是，正如李柽杨在他有关儒学与性别的选集中所指出的那样，儒学与女权主义的实际交锋一直处于片面状态。也就是说，女权主义者对儒学的批判缘于受害的中国女性。女权主义者将儒学视为一种彻头彻尾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特征描述，不仅把儒学降低到相对于西方道德哲学更为次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它过分简单化了中国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这样一种简单化处理，反过来对真正理解中国性别体系和儒家道德构成了干扰。 在提供任何有关儒学和性别压迫之间存在可能联系的满意解释之前，我们需要对儒学的内涵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在下文中，我们将通过先秦典籍考察“儒家学派”或“儒”的历史起源和代表人物，并通过历代王朝（由汉到清）官修史书中的《儒林传》考察它对汉民族和帝国政府的文化意义。尽管自18世纪晚期以来，儒学或“儒”在西方的知名度已经有了进一步提升，但在中国历史上它的起源却相当模糊。“儒”的含义是变动的，并且大部分被那些以文本为基础的意图颂扬古代圣贤德行的士大夫团体所塑造。因而，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儒”含义的理解必然不尽相同。尽管如此，“儒”的高洁在文人心目中仍然是一个共通的设想。“儒”被视为中华*高文化的节拍和基本符号，也因而成为中国性的索引。简言之，“儒”不但是中华文化*基本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延续和文明特质，它已然成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