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经典 ·左传

一、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 （一）原典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传〕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二）语译 当初，郑武公娶了一位申国女子为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脚先出、头后出，分娩困难，姜氏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从此便很讨厌他。姜氏喜欢共叔段，想册立他为世子，屡次向武公请求，武公不肯答应。 等到庄公继位为郑国国君，姜氏请求将制地作为共叔段的封地。庄公说：“制地是形势险要的地方，虢叔曾经死在那里。其他地方都可以听命。”姜氏乃变更请求封京城（庄公同意了），让共叔段住在那里，就称他为京城大叔。 祭仲说：“国都的制度，城墙周围的长度超过三百丈，就会给国家带来祸害。先王制定制度：大都邑的城墙，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的城墙不合法度，这不是该有的，您将会忍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我如何避免祸害呢？”祭仲回答说：“姜氏怎会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些做安排，不要让她滋生事端。一旦蔓延，就难以应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易铲除，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合情理的事，必然会自取灭亡，您暂且等着瞧吧！”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既听庄公的命令，又听自己的命令。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面听命的情况，您打算怎么办？您要把君位让给太叔，下臣就去事奉他；如果不给，那就请除掉他，不要让老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用不着，他会自食恶果的。” 太叔又收取原来两属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封邑，并扩大到禀延一地。子封（即公子吕）说：“可以动手了！势力雄厚，将会赢得民心。”庄公说：“没有正义，就不能号召群众；势力雄厚，反而会崩溃。” 太叔巩固城池，储备粮草，整治武器装备，充实步兵车兵，准备偷袭郑国都城。姜氏则打算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了。”就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进攻京城，京城的人反对太叔。太叔逃到鄢地，庄公又赶到鄢地攻打他。五月二十三日，太叔又逃到共国。 《春秋》记载说：“郑伯克段于鄢。”太叔所作所为不像胞弟，所以不称为“弟”；兄弟相争，好像两国国君交战，所以用“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没有尽到教诲弟弟的责任；《春秋》这样记载，就表明了庄公（阴狠）的本意。不说“出奔”，是因为史官下笔有困难。 郑庄公就把姜氏软禁在城颍这个地方，发誓说：“不到黄泉，母子不再相见！”不久，就后悔了。 当时颍考叔在颍谷做边疆长官，听到这件事，就献礼物给庄公。庄公请他吃饭，他把肉留下不吃，庄公问他原因，他说：“我有母亲，我孝敬她的食物，她都已尝过了，却没有尝过君王赏赐的肉汤。我请求带给她吃。”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我却没有！”颍考叔说：“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庄公就向他说明其中的原因，并且告诉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回答说：“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如果掘地见到泉水，开挖出一条隧道，在里面相见，谁会说这不对呢？”郑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建言。 庄公进了隧道，随口作诗说：“身在大隧中，快乐如水乳交融！”姜氏走出隧道，也随口赋诗说：“走出大隧外，心神舒畅爽快！”于是母子和乐，就像原来一样。 君子评论说：“颍考叔是位纯正的孝子！敬爱自己的母亲，扩大影响到庄公。《诗经·大雅·既醉》说：‘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永远恩赐到同类。’说的大概就是这件事吧！” （三）鉴赏 苏轼《论郑伯克段于鄢》有言：“《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除“父子之恩绝”“夫妇之道丧”外，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父子、夫妇、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竟然发生相残相害的人伦悲剧，不仅《春秋》载录，以为龟鉴；《左传》以史传经，叙事尤其详尽。《左传》叙事议论，往往关切五常之伦理，这跟左氏所标榜的“惩恶而劝善”的宗旨，以及经世资鉴的精神有关。 本篇虽是解经文字，但就创作论而言，无论情节布局、人物塑造、对话艺术，甚至劝善贬恶的功用，都符合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标准。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篇中六人，无不穷形尽态，惟妙惟肖。清魏禧《左传经世钞》称赏说：“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颍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尤其叙写郑庄公处心积虑欲陷共叔段于死地，可谓阴狠险诈。金圣叹批《才子古文》论本篇：“一路写庄公，俱是含毒声，其辞音节甚短。”对话音节甚短，正是冷漠刻薄人的口吻。其他对话，除成功揭露性格外，在文中也都兼有推进情节、替代说明、交代枝节的效用，对话艺术十分成功。通篇在阐述兄弟之义、母子之恩方面，尤其着力。在论释经文部分，则拈出“郑志”二字，从行为动机方面去论断是非疑似，发挥孔子《春秋》强调的“诛心之论”，具体表现了劝惩精神。清王源《左传评》卷一称：“‘郑志’二字，将克段一案括尽，通篇若网在纲，千锤百炼”，这是从文章结构美的角度来说的。余诚也说：“《左氏》体认《春秋》书法微旨，断以‘失教’‘郑志’，通篇尽情发明此四字。以简古透快之笔，写惨剧伤残之事，不特使诸色人须眉毕现，真令郑庄狠毒性情，流露满纸。千百载后，可以洞见其心，真是鬼斧神工。”这是从《春秋》书法的发明来说的。中国史书、史传文学，乃至小说及其他文学之注重劝善惩恶的教化功用，本篇是一篇很有示范性的作品。古典小说叙写忌讳，所用“微辞”“曲笔”，也都可从本篇及《左传》其他有关篇章寻到源头。 一般谈到情节的结构，大致以整体性、曲折性、自然性为原则；试拿来衡量本篇，俨然已将三者作完美的统一，提供给读者极大的审美趣味。首先，本篇叙写郑伯与共叔段及其母武姜间的恩怨情仇始末，自具首尾，形成一整体。其次，“郑伯克段”事迹，史事如此，不容杜撰，左氏只是顺理成章，因事命篇，自然而然，据事直书而已。至于因事命篇之余，读者又能体味其曲折变化之美，若非左氏剪裁安顿之妙，则不能为功。王源《左传评》卷一有段评语，谈到“文章贵乎变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他说：“精严当变为疏宕，险峭当变为中庸，写儿女当变为英雄，写乱贼当变为忠孝。正忽变为奇，奇忽变为正，千变万化，不可端倪，然后方有生气，方能万古常新。”这是就全篇的风格或情节来说的。像本篇，叙郑庄公之残忍阴狠，未以“郑志”点破之前，先写其仁厚之假面孔；既点破之后，又写颍考叔之仁爱笃孝；再写庄公的对话，一路写来俱是“含毒声”，到“不及黄泉”二语，可谓极点；以下庄公对话，则变化为“哀哀之音，孺慕之啼”。所以本篇情节结构当以“既而侮之”作为全篇的转折处，诚如金圣叹所云：“以上，一篇地狱文字；以下，一篇天堂文字”；变化之妙，有如此者。 《左传》为编年体史书，相关事迹不相连贯。《左传》以历史叙事解释《春秋》经，“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郑庄公为一代枭雄，于春秋初，齐晋未盛，郑国*强，于是郑庄公企图称雄天下，《左传》以史传经，叙其交质、交恶、伐卫、侵卫、伐宋、侵陈、取戴、入郕、入许、战郎，乃至于发生周郑葛之战，大败王师，射王中肩，灭理犯分，君臣之道荡然，从此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世局一变而为春秋之争霸，郑庄公实为首恶。此篇《郑伯克段于鄢》叙克段、囚母，正为上述事迹作先经、依经的叙事。 吕祖谦评价本文，谓为“十分笔力”；归有光称赏本篇：“此《左氏》笔力之*高者”；或者赞其“鬼斧神工”，或者美为“文章之祖”，推崇可谓备至。余诚更提出本篇写作技巧，如“字法、句法、承接法、衬接法、衬托法、摹写法、铺叙断制法、起伏照应法，一一金针度与”。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在此一一论述。读者欲知其详，可参考清代王源《左传评》、冯李骅、陆浩同《左绣》、姜炳璋《读左补义》诸书。 （四）评林 1.庄公才略尽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缓，待其段先发而后应之。前面命西鄙、北鄙贰于己，与收贰以为己邑，庄公都不管，只是放他去。到后来罪恶贯盈，乃遽绝之，略不假借。命子封帅师伐京，段奔鄢，公又亲帅师伐鄢。于其未发，待之甚缓；于其已发，追之甚急。公之于段，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者也。然庄公此等计术，施于敌国则为巧，施于骨肉则为忍。此《左氏》铺叙好处，以十分笔力，写十分人情。（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卷十六） 2.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猎者负兽，兽何负于猎？庄公负共叔段，共叔段何负于庄公？庄公雄猜阴狠，视同气如寇仇，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机而使之狎，纵其欲而使之放，养其恶而使之成。甲兵之强，卒乘之富，庄公之钩饵也；百雉之城，两鄙之地，庄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顽不灵，鱼尔！兽尔！岂有见钩饵而不吞，过陷阱而不投者哉？导之以逆，而反诛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讨其叛，庄公之用心亦险矣！（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卷一） 3.（《左传》）书周郑交恶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是乃以天子诸侯混为一区，无复有上下等威之辨。唯公羊子于“克段于鄢”之下，书曰“大郑伯之恶”，为得之。（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六） 4.郑伯处心积虑成于杀弟。始言“姜氏欲之，焉辟害”，此全无母子之心。后言“必自毙”“无庸，将自及”“厚将崩”，分明逆料其罪恶贯盈，故都不管。所以祭仲之徒愈急，而庄公之心愈缓。吕东莱谓：“公此等计，施于敌国则为巧；施于骨肉，则为忍。”信是确论。然则为郑伯将若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明孙琮《山晓阁左传选》） 5.从来风气之先必有一人以开之。春秋始终五霸，而郑庄者，固五霸之前驱也。观其权略，不在桓、文之下。左氏于隐、桓之际，以全副精神注射郑庄，读《左传》者，能理会得左氏写郑庄之文，则于五霸之文，皆迎刃而解矣。（明穆文熙《左传钞评》） 6.此是二“初”、三“遂”之文。……一篇文字，凡用三“遂”字作关锁。此志姜氏之于庄公也，曰“遂恶之”，恶得急遽无理。亲所生子，何至于此？后志庄公之于姜氏也，曰“遂置于城”，置得急遽无理。身实生焉，何至于此？末结二人曰“遂为母子如初”，却正就他急遽无理处，一翻翻转来。于此可见圣人教人迁善改过，妙用如许。《左氏》备书之以劝戒后来，为一大部书门面，不诬也。（清金圣叹《唱经堂左传释》） 7.通篇，要分认其前半是一样音节，后半是一样音节。前半，狱在庄公，姜氏只是率性偏爱妇人，叔段只是娇养失教子弟。后半，功在颍考叔，庄公只是恶人。到贯满后，却有自悔改过之时。（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8.春秋隐、桓之际，诸侯之强忍不仁者，无如郑庄公，而善为巧辞以文其说。试观易田曰假，袭纪曰朝，逐其弟而愧口，离其母而赋大隧，灭许而分其国，则曰我无利此土；射王而中其肩，犹曰不敢陵天子。其于君臣、母子、兄弟、邻国之间，莫不内肆奸贪，而外为恭顺。设有圣天子出，必以郑庄公为首诛焉。（清马骕《左传事纬》卷一） 9.此篇写姜氏好恶之昏僻，叔段之贪痴，祭仲之深稳，公子吕之迫切，庄公之奸狠，颍考叔之敏妙，情状一一如见。（清魏禧《左传经世钞》） 10.文章贵乎变化。变则生，不变则死。生则常新，死则就腐。如此篇叙庄公，残忍人也，阴贼人也。乃未写其如何残忍、如何阴贼，先写其仁厚。而既写其如何残忍，如何阴贼，又另写一孝子如何仁爱，如何笃孝。因写庄公如何念母，如何见母，如何母子如初。且曰纯孝、曰爱其母、曰孝子不匮，与前文固秦越之不相侔也。非变化之妙哉？千秋而下，生气犹拂拂纸上矣。（清王源《左传评》） 11.依《经》立《传》，本在郑庄兄弟之际。开首却从姜氏偏爱酿祸叙入，便令精神全聚于母子之间。故论事，以克段于鄢为主；论文，以寘母于颍为主。《左氏》*多宾主互用笔法，细读自晓也。（清冯李骅、陆浩同《左绣》卷一） 12.俞桐川曰：“通篇极形郑伯之奸、郑伯之忍。其奸且忍，直欲置其弟于死而后快，皆姜之爱段恶庄致之也。”“请立”“请京”，姜之于段，全是热心相待。“焉辟害”“自毙”“将自及”“厚将崩”，郑伯之于段，全是冷目相看。直至“公闻其期，曰可矣”七字，方知郑伯有多少静听，皆所以养段之恶。而姜氏多少溺爱，皆所以酿段之祸也。（清高嵣《左传钞》） 13.吴荪右曰：“叙事夹议论，史迁作列传法从此悟来。考叔一番救正，其中用机锋处，极似战国人手段。至‘掘地’数语，游戏三昧，则又渐入《滑稽传》矣。”《左氏》叙事之文，每以错综出奇。此传独用一直挨叙法，乃正锋文字，与《秦违蹇叔》等篇一样局势。但挨叙易板，看他节节顿挫，段段波澜，有多少层次，多少变换。化板为活，**妙诀。末赞考叔之纯孝，正反照庄公之不孝。借宾印主，运意玲珑。（清张昆崖《左传评林》） 14.庄公雄鸷多智，不特姜与叔段在其术中，并能臣祭仲、公子吕辈，亦莫测其所为。观其论虢叔之死，俨然为谋甚忠，娓娓可听。使无他日之事、不谓之仁爱之言，不可也。“可矣”，二字，俱见庄公平日沉几观变，至是乃奋然而起。古人作文，一句可作数十句用，此种*不可及。（吴曾祺《左传菁华录》） 15.古人高文，多事外曲致，旁见侧出之处。此篇本诛庄公之不孝，但嫌直率，故幻出颍谷封人一衬以形容之。若为庄公文过者，实文字波澜曲致也。先大夫尝谓：文外曲致，乃精神旁溢之处。唯左氏、太史公时时有之，他人皆不逮矣！（吴闿生《左传微》） 16.宗尧云：称考叔，以咏叹出之，其刺郑庄深矣！闿生案：此诡激谲宕之文也！明谓郑庄不孝耳，却吞吐其词，不肯径出，故文特婉妙。范彦殊云：不容其弟，反以锡类称之，正深刺之也。（吴闿生《左传微》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