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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精)/重庆文物考古报告系列

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精)/重庆文物考古报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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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030708793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459
  • 出版时间:2021-12-01
  • 条形码:9787030708793 ; 978-7-03-070879-3

本书特色

本书作为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和总结,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内容简介

本书为钓鱼城遗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全面介绍了2004~2019年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发现、收获和认识,收录遗址概述1篇、调查报告2篇、发掘简报5篇、研究论文4篇和考古大事记1篇等共计13篇文章。本书作为钓鱼城遗址田野考古的阶段性成果和总结,相信对于钓鱼城历史文化、宋元(蒙)战争史、古代城址考古、古代建筑考古、科学技术史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者,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和广大历史文物爱好者阅读、参考。

目录

目录
钓鱼城遗址概述 ( 1 )
东城半岛文物调查报告 (11)
钓鱼城外城园路工程项目文物调查报告 (58)
古地道遗址发掘简报 (86)
石照县衙遗址试掘简报 (91)
南一字城遗址发掘简报 (96)
九口锅遗址发掘简报 (200)
范家堰遗址发掘简报 (249)
范家堰遗址2017年出土植物遗存初步分析 (322)
重庆出土南宋球形火雷的初步研究 (338)
以考古为支撑的文物保护与展示利用——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的实践经验 (348)
合川钓鱼城城防设施的考古学观察 (362)
钓鱼城遗址考古大事记 (377)
后记 (380)
展开全部

节选

钓鱼城遗址概述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主城区约56千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6°17′32″~106°19′22″,北纬29°59′30″~30°01′15″,海拔186~391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隶属钓鱼城街道,管理机构为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是**批“中国国家*风景名胜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先后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15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和《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150处重要大遗址名单,2016年5月被评选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 钓鱼山顶部平坦开阔,四周壁立千仞,又有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环绕,集山水之形胜,为兵家必争之地。在13世纪宋元(蒙)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雄关高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扼嘉陵江、渠江、涪江之口,居高临下、凭山控江,实为巴蜀要冲;合城军民“婴城固守,百战弥厉”三十六载,竟“以鱼台一柱支半壁”河山,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对宋、元(蒙)及欧亚大陆的战争与时局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 合川区因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汇流而得名,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华蓥山南段西北麓,是重庆市北大门。东接渝北区、华蓥市,南邻北碚区、璧山区,西南靠铜梁区,西北毗邻蓬溪县、潼南区,北界武胜县,东北与岳池县接壤(图一)。 图一合川区区位图 地处川中丘陵和川东平行岭谷的交接地带,丘陵呈台阶方山状,其间台坡层叠,冲田连绵,占区域面积的84.5%;平行岭谷在县境东南边缘,地形以丘陵为主,沿江岸多平坝;余为低山,兼具中山,二者占区域面积的15.5%。东、北、西三面地势比较高,南面地势比较低,*高点是康佳乡的白岩头,海拔1284.2米;次高点在西北部的龙多山,海拔619.7米;*低点在南面的草街街道嘉陵江边,海拔185米,大部分地区海拔在250~400米。 气候受东亚季风环流影响,具有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气温、降水、日照、风力均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其特点是冬暖夏热,春早秋短,无霜期长,云雾多,日照少,春有连阴雨,夏常有伏旱,秋多绵雨,冬少寒潮。日平均气温18℃,年平均降水 量1131.3毫米,平均日照数每年为1288.7小时。 水系以嘉陵江、涪江、渠江为骨干,属长江上游主要支流嘉陵江水系,渠江在渠河嘴汇入嘉陵江,涪江在城北鸭嘴汇入嘉陵江。另外,区境内还有长度在2.5千米以上大小溪河234条,总流长1647千米,这些溪河呈扇形向心水道网,分别注入三条大江。水系形状呈树枝状,在华蓥山区则呈格子状,三江蛇曲发育,切割较浅,扬程较低,有利开发利用。钓鱼城北、西、南三面环嘉陵江,多年平均流量为879.78立方米/秒,*高洪水位为海拔216.6米。山上有大小水塘10多个,可供灌溉和人畜饮用。 农业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较低,以土壤肥力特征划分为水稻土类、潮土类、紫色土类、黄壤土类等4个土类,土壤质地分级为壤土类、砾石土类、黏土类、沙土类等4种类型,中性土壤面积*大、微酸性土壤次之、微碱性土壤*少。非农业耕地为森林黄壤土类。 钓鱼山属于川东平行岭谷的一部分,地处华蓥山弧形褶皱群的西南支脉,整个山体海拔186~391米。山顶东、西部地势倾斜,西南角、西北角和中部地区山地隆起,形成薄刀岭、马鞍山等平顶山岳,砂岩盖顶,四周俱陡岩,岩层近乎水平,属坪状中丘地形。钓鱼城地形极富台地特色,分3级台地,每台间高差在30~50米,悬崖高耸。台地在狭窄处仅2米左右,仅可供人行通过,两侧悬崖陡壁,深不可望。钓鱼城三面环水,仅东面与陆地相连,形似半岛。由北而来的嘉陵江,在山北面纳东北而来的渠江水,沿山脚西泻,再于西南的鸭嘴与涪江汇合,绕经钓鱼山南,滔滔东去,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钳形江流,俨然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图二;图版一)。 图二钓鱼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二、历史沿革 1. 合川区 《禹贡》梁州之域。周武王伐商,封支庶于巴,故名巴子国,又名濮国。古为濮人重要居住地,商周时期巴人入川后,成为巴人领地,古城邑巴子城(今城区铜梁山下)曾是巴国的别都。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国灭巴国,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公元前314年)置垫江县,治所今合川,属巴郡辖。垫江原名为褺江,取嘉、涪二江在城北鸭嘴汇合之水如衣重叠之意,《汉书 地理志》误记为垫江并沿袭至今。 汉属巴郡之垫江,建安六年(201年)刘璋分巴郡为巴东、巴西二郡,属巴西郡。蜀汉建兴十五年(237年)属巴郡。东晋义熙元年(405年)属巴州、义熙八年(412年)属巴郡。垫江县建置一直保留。 元嘉年间(424~453年),升垫江县置东宕渠郡,属梁州。西魏恭帝三年(556年),以涪、宕、嘉陵三江合,更名合州。 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合州为涪州。大业三年(607年),更名为涪陵郡。 唐武德元年(618年),涪陵郡改为合州,贞观中隶剑南道。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巴川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合州,二年(759年)改隶潼川。 五代时,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继有其地。 宋乾德三年(965年),属梓州路,后为潼川府路,统汉初、赤水、铜梁、石照、巴川五县。淳祐三年(1243年)制置使余玠用冉琎、冉璞谋,徙城钓鱼山。 元初复旧治,隶重庆府,属川南道,革汉初、赤水二县,分汉初地更置定远县,并巴川入铜梁与石照为属县。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明玉珍省县入焉”,撤销石照县,其地归州直管。 明洪武四年(1371年),仍为合州,隶重庆府,统石照、铜梁、大足、定远四县,五年(1372年)革石照县,七年(1374年)改大足县隶重庆府,唯铜梁、定远属焉,称名曰合阳、巴川、垫江。 清仍为合州,统铜梁、定远、安居三县,裁三县尹,州牧兼摄。康熙六十年(1721年)并安居入铜梁,设县令一员,隶重庆府。雍正八年(1730年)设定远县令一员,隶重庆府。宣统三年(1911年)十月初二,重庆独立,成立蜀军政府,合州由蜀军政府辖。 民国元年(1912年),四川军政府成立,合州属重庆府辖。民国二年(1913年),改合州为合川县,属川东道。 1949年12月3日,合川解放,合川县人民政府成立。1950年,合川属川东行署璧山专员公署辖。1952年4月14日,分合川县城关区增设合川市,为丁等市,属江津专区管辖。1958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合川市建置撤销,原合川市所辖地域改为合川县城关镇。1992年8月4日,撤销合川县,设立合川市。2006年10月22日,撤销合川市,设立重庆市合川区。 2. 钓鱼城 钓鱼山自“(州治)渡江十里至其下,山高千仞,峰峦岌岌,耸然可观”。关于其得名有三种说法,流传较广的为“山南大石砥平,有巨人迹,相传异人坐其上,投钓江中,山以是名”,故名钓鱼山。有人则认为山巅与江面“相去险远,钓可施乎?”并从山水形势推断“此山三面据江 往古水患之际,势必怀抱此山,则钓鱼之名必自始矣”。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是因其“远望呈鱼形”而得名。 开山祖僧石头和尚,在钓鱼山上自造以“二十四片斫成”的石庵,留传一首《草庵歌》,“山又高,路又陡,来往行人罕相偶”,可见当时钓鱼山路远山高,人迹罕至。此外,又陆续开凿了卧佛、千佛等佛教摩崖造像。这一时期钓鱼山主要以佛教僧侣及摩崖造像等宗教活动为主。 南宋绍兴年间,思南宣慰田少卿于峰顶建护国寺,“堂殿廊庑,百有余间”,成为合州“大刹”,“岁二月八日,郡守率僚属置宴,郡人毕至”,成为交游宴饮胜地。乾道七年(1171年),石照知县杜定建飞舄楼,李开作《飞舄楼赋》:“环山出云,架天为梁,渺三江之合流,瞰万井之耕桑。”景色阔远壮丽,自是钓鱼山上游人不绝,游记题刻与诗词歌赋等蔚为大观。 南宋晚期,宋元(蒙)战争爆发。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令郡县图险保民”,其部将大尉甘闰“观此山形势可以据守,故城之”。淳祐三年(1243年),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采纳播州(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迁合州州治于其上,后又以兴元戎司“移守钓鱼”,“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钓鱼城之名,实始于此。 宝祐二年(1254年),王坚为兴元都统兼知合州。他征发合州所属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五县民丁十七万人,加固城防工事,“以完其城”,兵、粮、水、薪皆备,又兼“池地之利”,遂“秦、巩、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率军亲征,势如破竹,直抵钓鱼城下,然围攻半载不破,兵损将折,“崩于钓鱼山”,元(蒙)军遂退。景定元年(1260年),王坚入朝,马千接任钓鱼城主帅。景定四年(1263年),“四川虓将”张珏代马千守钓鱼城,垦田积粟,厉兵秣马,尤善奇谋,打破元(蒙)军“扼三江”合围钓鱼城的计谋,扭转战局恶化的局面。 德祐元年(1275年),部将王立接替张珏为钓鱼城主帅,“益守严备,兵民相为腹心”。景炎二年(1277年),元军急攻钓鱼城,加之连年大旱,民众易子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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