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迂回与进入

　　3.的确，我希望大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战场上方阵的面对面较量，是否能够在城邦由之组织起来的话语的对峙中找到等同物——围绕着它，城邦被组织起来——呢？我这里说的是等同，而不仅仅是类似。因为武装对抗的组织构成的争斗结构位于戏剧（悲剧或喜剧）、法庭、议会的中心：事实上，无论是戏剧的、司法的还是政治的，抗争还是表现为赞同或反对所施加的压力；而且仅仅根据一部分一部分积累的证据的力量与数目来决定抗争的胜负。因此，如果在方阵秩序与城邦秩序之间有某种相似，那可能不仅仅因为这部分与那部分拥有同样的参与者（作为公民一战士），而且还因为从结构的观点看，两方是用同样的方式作出决定的。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方阵的对抗意在以*快捷又*少节外生枝的方式决定胜负，而诸如希腊人设计的针对反论话语内部论证的字行排列，无论在剧场、法庭还是在议会，追求的是同样的结果。众所周知，演讲者们在特定时间内互相指控，而每一个在场者都能同时在内心深处作出决断：这种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冲撞的对抗“推力”*终由票数的多少来决定。同样由此，话语的这种对峙，它的揭示总是紧密地与我们的民主组织相关联的（为使人信服，只需估量一下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电视辩论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就够了）。这不能不回过来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何种限度内，中国传绕赋予迂回接近控制对抗关系的特权，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会阻止民主“进程”呢？即便这会与我们的某些重大意识形态选择发生碰撞（因为我们把投票与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也毫不怀疑在被迂回制约的政治运作中，通过简单选择决定胜负的方式从逻辑上讲是难以成立的。　　话语的这种对峙，我们对之已习以为常，它并不像人们所能想象的那样“明白”；如同它导致的投票选举一样，它从属于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与中国的比较，我们认识到这种文化现象归根结底是特殊的。我们可以这样确立它的原则：如果孤立的话语能够表述诸种观念，那两种相反的话语在使这些观点互相对立的同时，就会把它们把握得更紧。人们至少大体上知道这种诸如5世纪在希腊施行的口头辩论的实践从何而来。可以肯定，这与普罗太哥拉①有某种亲缘关系。因力普罗太哥拉，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不仅仅是宣称“能使两种论据中*薄弱的一方变得*强”的人，而且他首先提出对于任何问题都存在着互为相反的话语与论证的思想。（第欧根尼·拉尔修②告诉我们，他是**个说一切都存在两种对立话语的人；克雷芒·亚历山大则肯定：“在普罗太哥拉之后，希腊人宣称：对于任何话语，都存在一种与之对立的话语。”）我们的逻各斯观念的很大一部分都源于这种原则立场：如若相对于任何确定论据都总是存在一种从相反意义上论证的可能，那我们所知的与我们的“理性”同时产生的话语艺术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向已陈述的论据提出相反的论据，使之更加雄辩。　　我们清楚地知道，演讲者大量使用的话语对抗手段包括着什么。在推翻一种论据时*经常使用的方法中，*简单的就是纯粹的反驳，指出对手的论据是错误的；意在取消相反论据的补偿同样参与进来，人们从中指出，他们认为对己有利的东西事实上对己是不利的（推翻）或者对我们自己是有利的（反驳）。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我们都知道，全部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与相反的论据保持*近的距离（同时尽可能再用对手引证的事实，而且是用对手的词语、思想），以导出相反的结论。正如雅克琳娜·德·罗米丽在谈到修昔底德①的逻辑矛盾时明确指出的那样，17在这口头的对抗中，回答的话语应*紧接它所回应的话语（Logos para logo；在**种话语的情况下，说话者应事先设想将要反驳他的论据）：以致每一种话语都针对另一种话语提供*严密的论证（Logoi antikatateinantes．修昔底德还说：这些“话语”努力互相对立）。我认为人们甚至可以从这种变得如此经常的逻辑矛盾出发，就像它在希腊诞生那样把握逻各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