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心与政治变革(豫东北与明朝的衰亡)

　　在崇祯八年初，当城防工程尚未完工时，流寇再次来袭。他们纵马突袭，攻破了护城河，攻陷了城门，很快便占领了县城。来自北直隶的新任县令沈佳印率众在北门迎战，他悬赏白银500两，奖励协助克敌之人，孟绍虞此时也捐资招募敢于应敌的勇士。众人齐心协力，终于击退进攻的强敌，但损失也十分惨重。考虑到战事对百姓生活的蹂躏，沈佳印和孟绍虞决定联合当地乡绅一道，加固城防，深挖壕沟，以抵御将来流寇的侵扰。绍虞巧妙地利用了杞县在汉代的名称，号召当地缙绅合力护城，并强调民众齐心便是*有效的御敌力量。他建议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将当地大姓分为上、中、下三等，根据财产收入，分别出资以支付修筑1300余丈的城防费用。[91]　　县里的这些努力在三年后的一次农民起义中，有了成效。在那次事件中，又是孟绍虞临危做了细致的安排，显出了对局势的主导能力。据他说，当崇祯十一年（1638）百姓正在蝗灾和旱灾中苦苦挣扎之际，一个自称“十八子”（即将“李”字拆开而成）的疯汉宣称凡是追随他的人，便可得生计。于是，百姓们纷纷聚拢在这个年轻人的周围，在城里密谋起事。这批人很快遭到了新任县令苏京的武装镇压，“十八子”的追随者们或死或逃。那些逃亡者由于系着白色腰带、戴白色头巾，很容易被识别，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处死者多达千人。孟绍虞视起事之人编造荒谬之书，认为他们所为的造乱之事是违反天意的。对县令苏京则给予极高的评价，称其堪与历代卫道的君主相媲美。此外，他更强调这次民众之所以起义并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恶果，根本原因是贫苦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整日挣扎在生死线上。孟绍虞特别强调，事情的结局实在与初衷不合。尽管政策的本意是为了遏止百姓起事，但结果却恰恰显示了国家在安抚百姓上的无力和对来自百姓中敌对力量的凶狠。[92]　　孟绍虞的家人对政治也十分热衷。他的一位据称十分擅长骑射的兄长在崇祯三年（1630）通过了武举考试。他的两个儿子入了县学读书，其中一个名叫同辅的足智多谋，对军事尤其擅长，箭术也非常高超。崇祯十二年他通过乡试，但却突然放弃了这一多数人的追求，也即放弃参加会试。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的同龄人中并不少见。例如在崇祯九年杞县有两人通过了乡试，崇祯十二年通过的有四人，但他们都没参加崇祯十年和十三年的会试。这在当地百年科举成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固然可以从势力日益增长的地方精英与国家日渐疏离的角度解释，但也同时反映了他们对政局的观望态度。无论孟同辅的个人态度如何，但他毫无疑问地将更多精力放在了追随乃父的足迹，致力于家乡事业上。当地的县志将他篇幅不长的传记置于“事功”中，附在了孟绍虞之后。[93]　　孟囧骕崇祯十二年（1639）中举，与他一同享此殊荣的是杞县另一个大家族何氏的何胤光。据何氏族谱称，何氏先祖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但他这一支的始迁祖是元末的一名进士，为了躲避战乱在洪武七年（1374）来到夏邑，而后定居于杞县。随后何氏“耕读传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了第十五世，即使不是世家大族，也是一个庞大的宗族。[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