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2022修订版)/张经纬

穆天子西行之谜 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古代中国的掌控者后，开始了向东部扩张的脚步。他们的目标是黄淮流域中下游滨海的东夷和淮夷，因为后者控制着古代中国另一种极为重要的矿产资源——铜矿石。 然而，周人在和东南部人群的资源争夺战中，并不总能占据上风。西周依靠马匹和战车击败了商朝，当他们要继续深入南方，获取当地资源时，却遭遇了巨大阻碍。南方泥泞的土地和当地原住民一起，成了马车强大的敌人。不断折损的战车部队，给周王朝带来严重的打击，连君主周昭王都在南征中遇难。为了一雪前耻，昭王的儿子穆王决定卷土重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增强王朝的军事力量重新购买马匹。 周穆王，是周代历史上*为浪漫的一位君主。他一生的事迹，除了史籍中严肃的记载外，还有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穆天子传》，该书描写了他乘坐着“八匹骏马”驱动的马车一路西征、东征的故事。小说中*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周穆王遇到了一位在瑶池居住的“西王母”，两人之间以歌唱互答。因为爱听香艳野史的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后来人竟一直以为周穆王驾车西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西王母幽会。事实上，他的西行肩负了一项重要任务。 根据统计，周穆王和西王母交往的情节只占《穆天子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该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是在讲周穆王沿途买马的事情。 当然，买马需要资金，周穆王出发之后，一开始用黄金向北方部落购买“良马牛羊”。可是出发没多久，估计黄金花得差不多了，他就专门改道前往一座“群玉之山”，“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也就是说，周穆王开采了大量玉料，装满了三辆大车，又让人将这些玉料加工成上万只玉璧。 这些玉璧补充了他的西行资金，比如他见到西王母时给她“白圭玄璧”，可能就是用这些玉料加工成的玉璧。更重要的是，这些玉璧在他买马的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依靠这些马匹，他重新组建了殷八师、西六师中的战车部队，为一举东征扫平了道路。 当然，这些玉璧和玉石，除了购买马匹还有别的用途。就像当年周穆王的祖先因为十对玉璧开始为商朝效力，并*终推翻商人的统治一样，周穆王用来重建军队的这些经费，可能也导致了同样的后果。利用这些玉璧，周人从西北人群中为自己招募了不少守卫边境的部队。后来，也许是因为对周人给出的价格有所不满，或者因为征调、派遣的任务过于繁重。总之，西北的犬戎部落**个起来反对周王。要知道，当年犬戎可是周穆王买马的路上*拥护他的群体之一。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可能就是周王后来用来买马的玉璧价格不够优厚。 *后，犬戎的反抗迫使周王做出调整，开始让另外一些来自渭水上游的西戎部落，替代犬戎为王室供应马匹。从这些来自西戎的部落中，就诞生了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的祖先。 玉石货币的*后记忆 说到秦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使用的主要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还因为中间的方孔，又被称作“孔方兄”。尽管大小尺寸和上面的年号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形状是一样的。铜钱就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流行的。而秦国之所以铸造这样的货币，大概是为了纪念改变他们祖先命运的玉璧。 秦国人*初铸造的货币，其实是一种圆形圆孔的圜钱，就像缩小版的玉璧。后来之所以演变成了圆形方孔钱，是因为浇铸技术出现后，多了一道“锉钱”的工序。按照明代《天工开物》的描述，古代铸钱过程中，同一批铜钱都是从一个模具中浇铸出来的，为了集中打磨铜钱的边缘，中间要插一根用于固定的棍子，圆孔中插的棍子容易滑动，索性就把圆孔改成了方孔。这种纯技术的因素，*终确定了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但是，这也难以改变铜钱和玉璧的相似之处。 后来，有本假托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所写的书，名叫《管子》。书中告诉我们，其实，随着铜币的流行，玉璧这样比较沉重的支付媒介，在东周时大多已经退出了中原经济流通的舞台。但至少在当时的甘肃东部，也就是秦国的大本营，还保留了用“白璧”作为流通货币的习惯。在陕北一带，则流行用“璆琳”“琅玕”，也就是球状的玉石作为通用货币。这里就是当年周穆王出征买马的目的地，所以有这种交易习惯一点也不奇怪。 *后一次大规模使用玉石作为货币的记载，大概出现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当时齐国已经开始通用铜币，但也没忘记用玉璧当作交换媒介的历史。《管子》中记录了管仲的一次计谋：当时齐桓公缺钱，管仲给他想了一个来钱的办法，“使玉人刻石而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价，大的千钱，小的五百。齐国还用这种玉璧作为朝拜周王的贡品，结果使天下诸侯的黄金、珍珠、五谷、布匹都流入了齐国。这个故事就叫作“石璧谋”。对管仲来说，玉璧就是更大面额的票据，他发行了两种，分别是一千面额和五百面额的，通过这种古老的交换方式，带动了齐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玉石的货币价值，管仲还做了重要总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说的“刀布”，就是齐国当时通用的铜铸钱币，相比珠玉、黄金，它的价值是*低的。怪不得在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关于玉璧的故事流传，比如著名的“和氏璧”故事。这些著名的玉石、玉璧，都体现了它们原来的货币属性。 玉石与上古中国的融合 后来的人们因为困惑于玉石的形状，而忽视了它作为货币的效用。前文提到，《周礼》中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所谓“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的说法。但古人究竟是如何用这些玉器来“礼拜”天地的，则无人知晓。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在比周、商更早的时代，玉石很可能就是流行的货币，而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形制。我们已经说过，后来演变为圆形方孔钱的秦国的圜钱，就继承了玉璧的形状。齐国、燕国一带流行的是刀币，就是刀形的铜币，这些刀币和中国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玉钺形状类似。魏国、韩国等中原一带，流行铲土工具一样的布币，而布币和以前的玉璋也非常相似，都是在尖端有一对开口。这样来看，战国时代各地的货币，其实都能找到更早的玉质前身。 这样，我们也解开了战国货币的另一个难题：为什么当时出现了圆形方孔钱、刀币、布币等这些形状各异的货币？就是因为它们都继承了早前当地流通的玉石货币的形状。只不过，在冶铜技术出现之后，玉石货币让位给了缩小版的铜币。这样来看，《周礼》中说的“六器”对应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六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流行的玉石货币的形状。 现在，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史前时代的中国版图。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发源于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毗邻今天辽东半岛上的岫岩玉产地。陕西的半坡文化，邻近关中平原南部的蓝田玉产地。从中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产地来看，岫岩玉的辽宁辽东半岛、独山玉的河南南阳、蓝田玉的陕西关中，以及和田玉的新疆和田，都是古代中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关中、中原、东北等古代经济地带，都是从这些史前货币原料的产地辐射开来的。 经研究发现，长江下游良渚文化核心区的玉料，来自附近的江苏溧阳小梅岭古玉矿。它虽不属于四大古玉产地，但是，良渚文化以其对玉璧、玉琮等玉石交换媒介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新石器时代古代东亚的经济往来。 在浙江余杭瑶山、反山的典型良渚文化墓地中，死者身上往往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璧、玉钺，头上、腰上的空隙位置则放了玉琮。3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死者下葬时的情景，这么多玉璧，从头到脚铺满了他的全身，身体表面能放的地方几乎都放了。 也许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有一样的脑回路，会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死者。就像现在流行的盗墓探宝小说里写的那样，汉唐宋元王公贵族的坟墓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而今天我们给死者陪葬的，也少不了金箔、银箔。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在良渚文化土墩墓里随葬的玉璧，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这些玉璧不仅出现在良渚的古墓中，而且随着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江汉流域石家河文化、中原的庙底沟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广泛传播，在当地产生了类似的本地制品，发挥了相仿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史前时代开始，玉璧、玉琮、玉钺、玉铲等古老石质货币的使用，加强了中国境内各区域的联系，为各地逐渐连成整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审视古代玉器的全新视角。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崇尚的宝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人们喜欢青金石，印度人喜欢红宝石、蓝宝石，非洲人热爱钻石。这些罕见而坚硬的“石头”，都为当地古代的经济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玉器对于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在中国的史前时代中，玉石扮演了沟通不同地区古文化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些造型各异的玉石让后来者感到困惑，成为“礼天礼地”的六器，但是在古代文献中，仍然留有许多蛛丝马迹，指引我们发现玉石的真相。 作为货币的高古玉器，参与奠定了商王武乙和周穆王的基业。古代王朝通过玉石既能得到外援，又能购买到马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王朝的衰落，是不是也和玉石产量下降导致的经费不足有关呢？ 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早期中国在商、周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玉石与其他石器一同退出了交换流通的舞台，留下墓葬中那些迷人而耐人寻味的“礼器”。当然，一同留下的，还有战国时代那些源自早期玉器造型的铜质货币。 虽然玉石的货币功能衰退了，但它本身作为装饰性珠宝的一面，随着玉石采矿业的延续，发展出了新的方向，并且成为文明史以来中国*具观赏价值的工艺品。玉石以贵重的玉质器物的形式，成为传世珍宝。 今天的玉器收藏爱好者可以这么思考：你所收藏的各种形式的玉器，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因为它们*初就是可以流通、用来兑换重要物资的交换媒介，它们还改变了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王朝的历史。 告别了玉器和石器时代，中国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下一章，我们将一同探索改变古代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文物——青铜器。我们知道青铜器历来都是国之重宝，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原料就来自古代江南这个巨大的矿区。这些铜矿料的流动，为秦国和楚国的未来铺设了命运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