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精)/劳特利奇哲学经典导读丛书

介绍《恐惧与颤栗》的接受史 克尔凯郭尔对许多人物都产生了影响，不仅包括哲学家与神学家，而且还包括像爱德华·蒙克（他对克尔凯郭尔做出的著名评论是：“阅读克尔凯郭尔，就是体验自己。”）这样的艺术家，像弗朗茨·卡夫卡与W. H. 奥登这样的作家，像格奥尔格·卢卡奇与马丁·路德·金这样不同的政治人物，其中某些人物受到了《恐惧与颤栗》的极大影响。 政治语境为纯粹属于解释的范围增添了某种趣味。以卢卡奇为例，安德拉斯·纳吉（Andras Nagy ）将匈牙利接受克尔凯郭尔的那段时期定为20 世纪早期，在这段时期内，匈牙利学者对克尔凯郭尔的悖论给出了一种从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卢卡奇将克尔凯郭尔称赞为这样一个人物，他帮助卢卡奇“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根据纳吉的看法，**次世界大战为《恐惧与颤栗》所展示的困境赋予了新的意义，而卢卡奇将这种意义理解为“根据一种神秘的道德，人们必须要变成残酷的政治家，因此必定会违背‘汝不应当杀人’这个绝对戒律”。但正如纳吉注意到的，这两种情况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区别：“人们会永远地失去这些牺牲的对象；在这个历史塑造的世俗世界中，不会再出现任何人去拯救‘以撒’。”相较之下，在苏联进行改革（perestroika ）的年代中，亚伯拉罕由于一个完全相反的目的而受到了普遍的推崇，在克尔凯郭尔的译者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伊萨耶夫（Sergey Aleksandrovich Isayev ）看来，亚伯拉罕这个“支配了普遍事物”的个体已经成为了“在这个*近刚刚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的国家里的一种非常勇敢而又适时的表现”。但这两种“解读”或许会让我们想到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 ）的这个告诫：“对于例外的个体性来说，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它用自己无可否认的宏伟庄严，将自身描述为一种悲剧哲学，这可能在民众的水平上纯粹成为一种可以被中间商与投机者利用的实用主义。”在“是否有任何根据来支持人们将如此作为的亚伯拉罕与那些主张他们的行径拥有宗教启示性质的当代恐怖分子和杀人犯区分开来”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背后的，恰恰就是这种担忧—而我将在本章之后的论述中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148不妨让我们接受以下这个建议：我们有必要比这两种解读理解更多细微的差别。 让我们回到文学的语境之中，有无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人物讨论过这本书，而在这个区域之外的那些讨论过《恐惧与颤栗》的作家则包括W. H. 奥登、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弗朗茨·卡夫卡与沃克·珀西（Walker Percy ）。克尔凯郭尔与卡夫卡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卡夫卡从三十岁开始就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克尔凯郭尔。由于与菲丽丝·鲍尔（Felice Bauer ）缔结的那个让他深受折磨的婚约（这个婚约不止一次破裂），卡夫卡似乎着迷于克尔凯郭尔解除婚约的那些策略。但根据尼古拉·伊丽娜（Nicolae Irina ）的说法，“明显激起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作品的全面兴趣的事物是，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中通过描绘亚伯拉罕而提出的那些伦理问题与宗教问题”。在一封写给他的好友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 ）的信件中，卡夫卡向好友告知了自己对于克尔凯郭尔持有的那种模棱两可的看法，他对克尔凯郭尔的“敬佩之情”混杂了“某种冷却我的同情心的东西”。虽然卡夫卡强烈建议布罗德阅读《恐惧与颤栗》，但他告诫说，克尔凯郭尔的肯定态度真正显现出了可怕的印象，只有在遇到一个完全普通的舵手时才有可能抑制这种印象。我的意思是，这种肯定态度达到过高的程度时，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他的眼里并没有普通人（他大致上知道如何相当得体地与普通人交谈），并不着边际地描绘了这个可怕的亚伯拉罕。 卡夫卡对于克尔凯郭尔描绘的亚伯拉罕所产生的那种介于敬佩与深刻怀疑之间的矛盾情绪，似乎在此后又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卡夫卡对克尔凯郭尔的兴趣与哲学家对克尔凯郭尔作品的兴趣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关联。存在着大量对克尔凯郭尔感兴趣的哲学家、神学家与宗教思想家，他们彼此之间又有着巨大的差异，其中包括了诸如卡尔·巴特、西蒙娜·德·波伏娃、莫里斯·布朗肖、迪特里希·朋霍费尔、马丁·布伯、斯坦利·卡维尔、雅克·德里达、伊曼努尔·列维纳斯、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吉利恩·罗斯（Gillian Rose ）、让-保罗·萨特、保罗·蒂利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人物。《恐惧与颤栗》通常是让这些人物形成他们对于克尔凯郭尔的看法的主要文本之一。克尔凯郭尔经常被描述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存在主义先驱，人们断言，正是克尔凯郭尔对卡夫卡施加的影响，引起了法国存在主义者对克尔凯郭尔的兴趣。 西蒙娜·德·波伏娃明确表示，她在1945 年撰写的小说《他人的血》（The Blood of Others ）应当归功于《恐惧与颤栗》对她的影响，她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群法国抵抗组织的战士所面对的极其痛苦的道德选择。沿着这条相同的路线，萨特在他于1946 年发表的著名演讲《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中明确地提到了克尔凯郭尔对于亚伯拉罕的论述，并将亚伯拉罕作为萨特自己所描述的彻底自由的一个榜样。为了对存在主义的关键术语“忧惧”“放弃”与“绝望”给出解释，萨特在以下文字中对忧惧做出了这样的描述： 当一个人亲自做出某种承诺时，他就会充分意识到，他不仅选择了他所意愿的事情，而且他因此也成为了给整个人类做出决断的立法者—在这种时刻，这个人就无法逃避那种完整而又深刻的责任感。 萨特进一步展开了这个论述，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明确提到了克尔凯郭尔对捆绑以撒的论述： 这种忧惧被克尔凯郭尔称为“亚伯拉罕的忧惧”。你们应该也知道这个故事：一个天使命令亚伯拉罕献祭自己的儿子：倘若这确实是一个天使，这个天使确实出现并说过，“亚伯拉罕，汝应当献祭你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就会出于义务而服从。但任何人处于这种情况时都会想要知道：**，这是否真的是一个天使？第二，我是否真的是亚伯拉罕？支持我这么认为的证据是什么？……倘若一个天使向我显现，那么证明它是一个天使的证据是什么？或者倘若我听到了声音，又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这些声音来自天堂，而不是来自地狱，不是来自我自己的潜意识［原文如此］，不是来自某种病态？谁能证明它们是真正向我提出的要求 因此，又有谁能证明，我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选择，将我对于人的设想强加于人类之上？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无法发现任何可以做到这一点的证据。 在经过了一两页篇幅的论证之后，我们就接触到了那个著名的论断，即我们“被宣判为自由”，并且对我们的选择承担责任。而获得大量援引的相关例证是在“二战”时期的一个年轻人，他需要在加入“自由法国”的抵抗组织去和纳粹进行斗争与待在家里帮忙照顾自己生病的母亲之间做出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所有人都必定会追随亚伯拉罕所引导的方向。我们所有人都在亚伯拉罕的处境之中，都不得不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而无法为我们的决定做出辩护，并因此陷入“亚伯拉罕式的沉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萨特的同胞德里达随后将发展出一种相关的思想。）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萨特（就像上文提到的卢卡奇那样）在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时，却将与亚伯拉罕的考验有关的特别具有宗教色彩的语境远远地抛在后面。因此，曼纽拉·海克尔（Manuela Hackel ）就合情合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萨特对于克尔凯郭尔的描绘是否仍然与克尔凯郭尔本人相似？—抑或是说，这种描绘是否已经变得过多地体现了萨特本人的特点？” ——选自（英）约翰·利皮特著，郝苑译《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