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与中国法研究——丁元普法学论著选

故墨子虽非法家者流，然其法学思想则注重尊天，殆不脱神权之观念。至孔子之论政也，则主张人治。其论法也，则主张礼治。其言曰： 君子....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观其持论，实已抉发政治法律之精神，专在以身作则。又其法律思想，以德礼为本，以政刑为末，注重感化主义，而不取惩罚主义，实与现代法治之精神相合。不特此也，其主张杜息争端，则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其主张废除死刑也，则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吾国法系，当春秋时已渐次组成。上述法律上之*高原理及根本原则，在孔子已阐发无遗。而儒家如曾子、孟子，则继承其系统者也。《论语》所载曾子之言曰:“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即法官)。问于曾子，曾子日:‘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其言实可为后世之听讼者法。汉唐以后之酷吏，动以严刑取供，则曾子之罪人也。 孟子固儒家者流也，而其论法，则不仅注重礼义，而又兼注于社会政策之救济，其言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周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孟子之目光，盖以人不幸而罹于罪恶，皆由经济压迫所致。故从根本施以救济之方法，以期减少犯罪之人，实为刑事政策之必要，而又合于民生主义之精神。于二千年前，已有发明。在中华法系上，可谓独树一帜者矣。 要之，儒家之论法也，皆以道德为体，以法律为用。在法学派中，属于“自然法学派"(即理性法)，而与“道”“墨”二家之学说颇有相同之点。试取二家之说以证明之。老子之言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亦以自然为法之模范也。墨子之言日：“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质言之，即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为之模范也。法家之所谓法，其根本观念，要不外此。 我国法治主义之产生，起源甚早。而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则在儒道墨三家之后。其学理上之根据，即以儒道墨三家为其先河。故法家者，承儒道墨三家之末流，嬗变汇合而成者也。中华法系之进化，划分两大鸿沟：在公法上则由自然法而进于人为法，在私法上则由宗法而行为国法。法学思想之蜕变,皆有系统之可寻。吾人研究中华法系成立之经过，不可不探索其源流之所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