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慢来 : 托马斯老师讲沟通分析

**章　托马斯老师在中国讲的TA是什么？ 一本TA的新作——为什么？ 艾瑞克·伯恩（1910—1970），美籍加拿大人，精神科医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创立了沟通分析。他用四种方式定义了TA（Berne，1972，p.447）：“（1）一种以分析治疗会谈中发生的单次沟通及一连串沟通为基础的、系统的心理疗法；（2）一种以研究特定的心理状态为基础的人格理论；（3）一种基于严格分析每次沟通，并依据其中涉及的自我状态，将沟通详尽分解为数量有限的类别的社会行为理论；（4）通过沟通示意图对单次沟通进行的分析，即沟通分析本身。”这一定义其实在伯恩去世的2年后才出版，它可以被看作沟通分析创始人对其作品的*后的观点。简而言之，伯恩认为TA首先是一种系统的心理疗法，其次是一种人格理论，以及以分析单次沟通为特定方法的社会行为理论。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TA都在持续发展与成熟。如今，TA的官方定义是“一种人格与人类关系的理论，为个人成长与专业发展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它被书写于每一期的《沟通分析杂志》（Transactional Analysis Journal）上。《沟通分析杂志》一年发行四期。当下，TA被应用于多个专业领域，如心理治疗、咨询、教育和组织发展，人们对TA的研究与应用也遍布全球。同时，TA也是一种被广泛应用的自助理论与方法，可以帮助人们改善与他人的关系，获得满足的人生。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遍布或大或小的TA机构，负责组织TA的教育、会议、专业培训及考试。关于TA的文献（来自杂志、文章和书籍）数量巨大且语种众多。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中国出版一本TA的新作呢？原因有很多：因为中国人对TA的兴趣增长得很快，但可以获得的中文著作数量相对较少；因为基于当代中国人生活经历的TA文献更少；因为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很多普通的中国民众可以通过学习TA改善生活；因为心理学知识对和平地开展国际贸易、交流及普遍意义的共存来说日益重要；因为TA咨询与TA治疗可以对中国人的心理健康做出贡献；因为我历经多年，在中国开发了一套系统培训，获得了很多学生的认可。现在，我做好了准备，以书写的方式将我的TA培训项目传递下去。 对我来说，时机已经成熟。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是一名沟通分析师，我从业的时间甚至比艾瑞克·伯恩本人使用自己的理论的时间长很多。现在，年过70岁，我不再只像鹦鹉一样重复其他TA教师的话。我一辈子都以TA治疗师、TA督导师以及TA教师为业。与我一起工作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学生及专业人士多达几千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告诉过我，因为TA，他们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让我惊讶的是，不论这些人来自美国、欧洲还是亚洲，他们都告诉了我相同的信息。我了解到，即使各个地方的语言和习俗迥然不同，但让人们感到快乐或不快乐的事情都差不多，比如清洁的空气和水、充足的食物、有趣的工作、良好的关系、他人的欣赏以及归属感。简单地说，我了解到，人们的文化不同，但心理相通。现在，我已经准备好总结自己的TA知识，基于我的经验，用我自己的方式阐述，然后将其传递给新生代的读者。就我的人生来说，无论从专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我都发现TA是好的、有用的且重要的。因此，我想与你，我的读者，一起分享。我想，TA对你的生活来说，也可以是好的、有用的且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 在我的祖国瑞典，我也是TA先锋。1975年，我与朋友兼同事罗兰·约翰松一起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学习TA。同年，我们从瑞典南部的隆德大学毕业，获得了心理学家的身份。我们从巴黎飞往纽约，在曼哈顿买了一辆二手的大众牌汽车（蓝色，绑着绳子，用我外祖父的名字奥斯卡命名，他是管道系统的先驱），然后开着它从纽约时代广场出发，越过美国著名的“66号公路”，到达具有典型丘陵地形的旧金山……然后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沃森维尔（Watsonville）（见图1.1）。这里是鲍勃·古尔丁（Bob Goulding）以及玛丽·古尔丁（Mary Goulding）的西部团体与家庭治疗研究所（Western Institute for Group and Family Therapy, WIGFT）的所在地。 一天晚上，古尔丁夫妇邀请所有学生参加一个派对，庆祝他们终于还完购买山上美丽农场的*后一笔贷款。这个农场*后变成了一个国际沟通分析培训机构。我们就在这个晚上成立了生活治疗研究所。这一天是1975年 11月30日（见图1.2）。 4个月后，我们回到家中，成了瑞典*了解TA的人。对TA感兴趣的人们开始找我们进行学习。 于是，我们从1975年开始了瑞典的TA培训。同年早些时候，我参与了欧洲沟通分析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A ，EATA）的创立。EATA创立于瑞士的维拉斯（Villars），是世界上现有的*大的TA组织。艾瑞克·伯恩于1962年创立的国际沟通分析协会仍旧是全球TA教育与考试的核心组织。我自1975年开始就一直是这两个组织的会员。 我之所以胆敢写一本中国的TA书，是由于我人生中五个方面重要的发展。 **方面是我在瑞典隆德大学学习了5年心理学，然后又在这所大学学习了3年精神分析取向的心理治疗（非全日制）。基于这些学习经历，瑞典政府授予了我开展心理学与心理治疗工作的两个执照。我还在这所大学受训成了一名心理学研究者（哲学博士Ph.D，以非全日制的方式学习了很多年），并于2001年成功地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的博士论文是将TA心理治疗运用于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在正式的大学教育体系之外，我还学习TA心理治疗，并于1977年通过国际考试，成为认证沟通分析师，并于1984年成为沟通分析教师及督导师。我认为，我在心理学及心理治疗方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第二方面的发展是我一直在将心理学与心理治疗的知识应用于实践，特别是TA。我与同事罗兰·约翰松以及安妮卡·比约克在瑞典马尔默开办了生活治疗研究所，并通过在诊所与培训中心的工作来供养家庭。我有规律地接待短期和长期的心理治疗个案，并为来自医院、社会服务机构、吸毒成瘾者的治疗性社区、学校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的专业人员提供督导。同时，我也为瑞典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想学习TA的其他专业及非专业人士提供教学与培训。这就是我在瑞典长达40年的朝九晚五的常规工作。现在，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治疗师、督导师与教师了。 第三方面的发展在时间上其实应该排在首位：1965年，我在美国遇到了我的妻子莫琳，当时我们都是交换生。她是一位娘惹，即在今天的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出生的华人。她的祖先大约于250年前从福建厦门迁到那里。1970年，我**次去马来西亚看她。除了再次爱上她之外，我还爱上了这里的华人的峇峇娘惹文化1。我们于1971年结婚，于是我也就成了保有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和习俗的家庭中的一员。中国的新学员看到我用筷子吃饭时会很惊讶。因为他们通常都比我年轻很多，所以我常常会回答：“噢，我用筷子吃饭的时间比你还长呢！”莫琳自1971年就一直在瑞典生活，有时，我觉得她比我更像瑞典人，我比她更像中国人……你只有生活在这种文化中，才能学会这种文化。 第四方面发展是我在1987—2008年多次受邀到中国台湾教授TA。西丝儿·克奈博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高雄生活与工作。她对TA很感兴趣。有一次，她在回挪威休假期间到我们在马尔默的生活治疗研究所，与我、罗兰和安妮卡开始了联络，表示想进一步学习TA。之后，她邀请我们每个人都去了一次中国台湾教授TA入门课程。因为我们在中国台湾的很多学生都想继续学习TA，所以他们之后多次邀请我们回去继续进行TA培训。在2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三人在瑞典和中国台湾之间往来了约90次，每次时间从2周到6周不等。我们的飞行路线曲折而漫长，从马尔默，先到阿姆斯特丹，再到曼谷，*后才能抵达目的地中国台湾；然后返程。我一共去了36次，在高雄、屏东、台南、台中、嘉义和台北都授过课。渐渐地，我爱上了中国台湾，从南部的鹅銮鼻灯塔到北部的基隆港，从西部的安平古堡到东部的花莲县。在空余的时间里，我还去了台北语文学院学习中文。 第五方面发展是在中国大陆，现在仍在发展中。2004年，北京举办了国际心理学大会。在会议开始前，我和妻子莫琳加入了一个由瑞典心理学家组成的旅行团。我们去了凤凰古城、张家界、西安、北戴河、山海关附近的西沟村，当然还有北京。我也爱上了中国大陆。在会议中，我报告了我的研究，即在治疗性社区中将TA心理治疗运用于吸毒成瘾者的研究。心理学领域的杨眉教授来听了我的报告，因为她当时正在撰写关于艾瑞克·伯恩和TA的内容，而我的报告是唯一一个与此有关的。 第三至第五方面的发展都与我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中国文化有关。这些发展的长期性与我前两方面的专业发展齐肩。 我们的接触使我有机会在2005年4月受北京心理卫生协会的赵梅老师之邀来中国大陆开办**个TA101课程。与之前在中国台湾的情况一样，大家的兴趣被点燃了。自**次到中国大陆教学之后，我开始了50多次的往返于哥本哈根和北京的旅程。生活治疗研究所的另外两位老师安妮卡和罗兰也来过中国大陆授课。现在，我们的总旅程次数也超过了70次。 尽管从本质上说，我本是一个成长于瑞典*南端的省份斯科讷（Scania）的男孩，但我也在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台湾和大陆地区的中华文化土壤中生活了很多年。我同时也在英美文化的土壤中度过了几年。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至少熟悉三种文化传统：斯堪的纳维亚探索式的维京人传统、美国寻求自由的传统以及中国看重合作与和谐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