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政治

　　《古代世界的政治/古典文明译丛》：　　同样，在任何细致的考察中，古代世界内部的差别都一定非常突出，而且同样，征服国家形成了不同的一类。它们不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心理满足，而且也从被征服者那里获得了大量的物质利益，包括土地、钱财和强制劳动力。无论精英集团多么成功地一边倒地分赃，其中的一些还是流向了下层阶级的公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贡赋”的价值，尽管我们无法准确计算。它有效降低了城邦用于必须履行的各种公共活动的国内税赋，或至少刺激了一系列原本可能成为巨大负担（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的活动。　　在城邦内部，包括不属于征服类型的城邦内部，包含军事开支在内的政府开支在不能转嫁到外部的情况下，几乎完全由富裕阶级的公民承担。直接征税——无论是财产税还是人头税——是僭政（无论是内部僭政还是外部僭政）的标志，因而为寡头政治和民主政治所唾弃。在其他公共收入的来源不足以满足军事需要的情况下，城邦才破例征税。在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和汉尼拔战争这样的重大危机时期，这种“特别税”变得频繁和加重。然而关键点在于每年需要征税时，城邦都必须就个案投票决定。它从未变成常规税收，而且在希腊城邦中穷人完全免于纳税；在罗马，穷人大体上也如此。因此实际上，贫穷公民尤其是农民大体上免于纳税。偶尔的交易税、港口税和敬献给神明的收获祭礼则不形成很重的负担。这是为什么在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成为社会斗争焦点的税收，在罗马帝国以前的古典世界却几乎不成为问题的原因。更有甚者，由于农村和城市中的大部分穷人都自己谋生，因此农民也没有佃租的负担。租种土地的佃农和收益分成的佃农是希腊化世界和罗马帝国时期（也许开始于罗马共和国晚期）出现的现象，而不是城邦世界的现象。　　这些“消极的收获”不应被低估，但不能认为它成为了政治权威坚实的物质基础。我们还能找到什么直接的、积极的好处呢？罗马元老和包税人聚敛的大量财富是征服和帝国的直接后果，这仅仅能说明他们为什么赞成寡头制。我的问题却不是关于他们的，而是关于穷人的，他们才是城邦公民的大多数。第五章我们将要仔细探讨他们如何努力获取政府支持，以及政府*终不能支持他们（尽管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如何侵蚀了传统制度的吸引力。在此只要做一些一般的，因此也是没有限定的论断就足够了。就如同在所有农业社会一样，土地缺乏是个中心问题。古风时期的希腊各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以及罗马在各个时期都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解决方法都是通过往外部移民的方式，而不是内部的。这通常包括把受益人从政治共同体中排除出去，如果不是在法律意义上，就是在事实上。当然，这类措施不能防止后来再次出现同样的要求、同样的危机。长年不断对粮食供应的担忧促使城邦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必要的进口，限制价格并防止投机牟利。但直到希腊化时代，希腊城邦自身才开始有系统地进口粮食。直至公元前3世纪末西西里成为罗马的**个行省之后，罗马国家才积极关注罗马城的粮食供应（当然是以其臣服者为代价）。直到内战开始之后，罗马才开始其具有悠久历史的救济粮发放。如果存在给予病人、战争遗孤和寡妇经济援助的话，也仅仅是很少的和偶尔的。　　据我们所知，只有雅典通过大量雇用穷人在水师服役和发放津贴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大规模的经济支持。城邦按日给包括几千名陪审员在内的所有官员发放少量津贴，从公元前4世纪初起还给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发放津贴。常有学者把任职津贴和其他经济益处说成是雅典国家和政治中可以忽略不计的因素，这却是没有根据的。它们的支持作用很大，在政治上也是重要的。我们有理由把它们称之为一种永久的政府“生存危机保障”形式。在古典雅典的制度中，没有哪一个比这更能激起反民主政治宣传家的愤怒。对它的厌恶是不断攻击“平民领袖”的背后原因，我们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业已看到他对糕点制作师的讥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