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

Smith（1776）*早在《国富论》中对政府竞争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政府税收会对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生产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社会收入分配。Wicksell（1896）、 Lindahl（1919）、 Samulson（1954， 1955）等对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所引起的政府竞争进行了必要的探索。 Breton（1998）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利用税收、医疗、教育、养老、环境政策等手段，吸引劳动力、资本等流动性要素进入本地区从而提升经济体自身竞争力的行为。当前主要有三种成熟地方政府竞争的理论机制（杨孟禹等，2017）：**种是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机制，以Wilson（1986）、 Case et al.（1993）、 Revilli（2003）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区域内实施财政政策会改变邻近区域的政府财政政策偏好，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在空间上具有空间依赖性；第二种是资源要素流动竞争机制，以Tiebout（1956）、 Wilson（1999）、 Brueckner（2000）、 Brueckner & Saavedra（2001）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地方政府间互动的根源是地方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展开对空间要素的竞争；第三种是标尺竞争机制，以Salmon（1987）、 Besley & Case（1995）等为代表，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外溢性和相似的政治体制，公众会以邻近政府行为的标准来评判本地政府行为，从而本地政府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得不考虑邻近政府行为。具体而言，理论文献中讨论得比较充分的本地财政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影响渠道主要是外部性（Wilson， 1999），本地区公共支出的正外部性会为周边地区带来收益（Gordon， 1983），导致周边地区该项支出相应减少。进一步而言，为了提高本地区的经济绩效，无论是地方政府间吸引流动生产要素的经济竞争（Keen & Marchand， 1997），还是政府官员寻求晋升或连任的政治竞争（Besley & Case， 1995），地方政府间公共支出政策都会相互模仿或参照。Apolte（1999）借助新古典模型对辖区政府间的竞争问题进行了讨论，HerrmannPillath（2001）对政府横向和纵向的竞争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地方政府存在与中央政府在资源控制和分配上的竞争状态。 由于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政治激励机制是中国地方政府开展竞争的第四种理论机制。政治激励可抽象为委托（中央政府）—代理（地方政府）问题，一方面，由于存在委托人与代理人目标的不一致性，如中央政府关心的是物价稳定和收入平等，而地方政府则更关心其辖区内经济数字和地方官员自身收益；另一方面，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如中央政府无法观测到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等，所以政治激励机制的核心在于如何设定一套考核体系以激励“利己主义”的地方官员采取中央政府所希望的竞争方式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 Qian & Xu（1993）、 Shleifer & Treisman（2000）指出中国M形的组织结构导致水平的资源配置，地方政府竞争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充足的信息，所以竞争是有效率的。改革开放以来，以GDP为核心的“晋升锦标赛”是推动地方官员积极发展地方经济的关键，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动力（Jin et al， 2005；王贤彬等，2009；周黎安，2007）。但这种竞争也扭曲了部分资源的有效配置，地方政府职能与晋升激励指标的不匹配，导致出现严重的“土地财政问题”，尤其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但为了保障地方财力从而高价出让商业及住宅用地，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损害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张莉等，2011）。政治晋升博弈使得中国的地方官员存在“非合作”倾向，加剧了地方保护主义，从而产生更为严重的市场分割以及重复投资建设等问题（周黎安，2004）。周业安等（2004）进一步指出以GDP为官员的晋升考核指标导致地方政府变得短视，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为了招商引资而产生的恶性竞争不仅浪费了全社会的资源，而且扰乱整个市场。在GDP至上的“指挥棒”下，经济增长、投资、税收才是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地方官员仅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短期内能够带来*大收益的领域，缺乏对带来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投资的动力（傅勇，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