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审判/人文与社会译丛

导 言 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筹建小组的一名顾问，我参加了由一些普通民众组成的内容委员会（Content Committee）的一次会议，审查博物馆常设展览的计划。它本该是一次活泼而有生机的集会，却因是否要展出德国人从奥斯维辛的犹太妇女那里“收割”来的头发而引发争议，这些头发被卖给为U型潜艇海员生产毛毯和吸水袜的工厂。当苏联人解放集中营时，他们找到了数个填满了头发的仓库。奥斯维辛博物馆曾把几公斤这样的头发赠给了USHMM。博物馆的设计者计划将它们摆列在一堆受害者的鞋子旁边，后者同样来自集中营。当这个想法首次被提出时，一些博物馆的职员就表示反对，认为它贬低并物化了女性。虽然在奥斯维辛展示那些头发是合理的，但他们不认为在远隔重洋的另一片大陆上也应当这样做。一些人担心青少年——有鉴于这个年龄的群体通常所处的特定环境 — 会以这种展品表现出的残忍为乐。尽管他们提出了异议，委员会还是以九比四的结果投票通过了这项展览。自这次会议之后，一些幸存者开始为之忧心，并且要求重新考虑这个决定，于是便有了这次会议。该计划的负责人提出了学术上、心理学上甚至与拉比相关的论据来应对反对意见。学者们，其中包括*为卓越的大屠杀历史研究者之一——委员会成员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都认为这些头发应被展览，以展现“*终解决”的“终极理性”。德国人将身体部位视为可被转化为“工业对象”的东西以及可以买卖的商品。心理学家相信，头发的展示并不会比整个展览的其他部分更加惹人不安。犹太教正统派的主要拉比们也确信展示它们并不构成对死者的亵渎（nivul hamet），且没有违背宗教律令。为了和缓某些反对意见，设计者们提议在展柜前设立一堵墙。参观者可以选择是否观看它，而不是将展品直接暴露于参观者面前。 但是有两位委员会的成员起身反对，他们都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其中一位主张这会构成“对女性身份的侵犯”。另一位的说法则更加个人化： “那可能就是我妈妈的头发。她从来没有许可你们展出她的头发。”当她坐下时，又顺便补充道： “它也可能是我的头发。”讨论很快便结束了。没有投票，但所有在场的人都知道决定已经做出了。当我们离开时，一位委员会的成员若有所思地喃喃自语道： “我不反对展出那些头发，但我又以什么身份来质疑那些幸存者呢？”此后不久，内容委员会的主席宣布，受害者的头发将不包括在常设展览之中。今天，它们位于华盛顿郊外的一间仓库之中，从未被展览过。幸存者们以**人称发声，有着语义上的、历史的以及道德上的权威性，胜过心理学家、博物馆策划人、历史学家和其他的专家。 但对于艾希曼审判而言，这种情况或许永远不会发生。 这场审判，其目的在于对一名帮助组织并实施种族屠杀的纳粹分子提起诉讼，它不仅审判了凶手，也在同等程度上改变了犹太人的生活与社会。在整个世界上，它改变了我们对于种族屠杀受难者的认识。 1961年4月11日，耶路撒冷崭新的文化中心贝特哈姆（Beit Ha’am）剧院人头攒动。超过700人拥入这里，为了目睹对“‘*终解决’的主要执行官”的审判。全球的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事件。美国的电视网络进行了专门的电视转播。这并非首次审判纳粹战犯。但在耶路撒冷的记者比在纽伦堡的更多。为什么这场在逾越节刚刚结束后进行的审判与纽伦堡的特别法庭不同，而纳粹组织里许多地位高得多的人物都在后一法庭上受审？部分差异是由这两个事件发生时间不同造成的。纽伦堡审判在战争甫一结束便进行了，那时许多人都想暂时缓解此前五年所经历的精神恐惧。在纽伦堡，多个被告一同站在被告席上，而现在则是单人独自受审。艾希曼被送上法庭的方式加剧了诉讼程序的戏剧性。他在阿根廷被捕，并被秘密地带出该国，送至以色列。直到他被逮捕整整一年之后，他究竟是如何被找到的这一点仍旧迷雾重重。但他是在何时、如何被抓获的，与被谁抓捕相比，则没那么重要 — 重要的是谁找到了他，更重要的是谁将审判他。在纽伦堡，胜利者坐在裁判席上；而此时，受害者代表将坐在那里。战争刚刚结束时，大多数的犹太难民正如大屠杀幸存者一度被认为的那样，将精力集中于拼凑出一个新生活，而非寻求惩罚。即便有人曾想将那些摧毁了他们生活的人绳之以法，他们也没有相应的机制来这么做。与之相比，到1961年时，战争的紧迫感与其后果都已经成为往事。幸存者们的伤口已经开始被不断推移的时间包裹起来，现在他们有了更多身体与情感上的精力去要求正义。然而*为重要的是，现在有了一个独立自主的政体来实现它。以色列国（当时它正在步入成年期）就是受害者从促使“*终解决”成为可能的无力状态中摆脱出来的例证。 围绕着审判的兴奋与兴趣极少针对审判结果。大多数人，包括身在审判现场的和等待在外的，都期待着艾希曼被定罪。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当历史、记忆与法律在耶路撒冷的这座剧院中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法律能证明自己足以裁决如此空前的事件吗？审判程序可以实现惩罚与真正的正义吗？艾希曼所主张的服从命令的辩护策略是否会占据上风？他是否在尝试为种族屠杀辩解？以及（如果有的话）什么会是给未来的经验教训？ 我完成这部书时，恰逢艾希曼审判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这一事件是我童年记忆中一个生动的部分。那段时间，家人在固定的时间用晚餐，以便在电视上收看来自耶路撒冷的新闻片段。我记得艾希曼站在玻璃隔间内的那张照片，它在开庭日当天被刊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头版上。在审判的第二天，如果苏联没有将尤里??加加林送上太空并将他安全带回的话，有关审判的新闻本会成为唯一的头条。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我对于与犹太人联系紧密的东西被如此突出地强调感到十分好奇。在那个时期，我的世界大致地被划分成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事实上我*切近的圈子中的每一个人——同学、邻居，以及朋友——都是犹太人。如果你要我去回忆那些岁月，我会向你讲述我成长于其中的那个欣欣向荣的犹太集体。而且我会坚持认为我没有发觉过反犹主义的哪怕一点迹象。即使我知道有一些社区是犹太人不能居住的，一些公司也不会雇用犹太人，我还是会这样说。我曾听一些朋友的哥哥姐姐们说过，即便他们有出色的成绩与学术水平，也无法进入某所常春藤高校，因为它的犹太学生配额已经满了。在八年级时，我们已经知道不要去考虑某几所特定的学院，因为对于成长于犹太人社区、上犹太中学的犹太学生而言，被它们录取异乎寻常地困难。我们完全没有对此感到震惊，而是接受了它（这么说令我羞愧），即把它当作生活的一个事实。这就是当时的情况。1961年，肯尼迪刚刚成为总统。我还记得，在他就一位天主教徒是否“可能”成为总统这一问题而进行媒体辩论，来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我是多么疑惑不解。我的13岁的推理能力是浅显直接的：美国的每一个人要么是基督教徒，要么是犹太人。而总统职位不会向犹太人开放，这是一桩明确的事实。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尤其是像肯尼迪那样享有特权的人，不会面对这样的障碍。那么为什么，他的提名会遭遇问题呢？当我回过头来看那些年月时，我感到茫然，不是因为我没能理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别，而是因为我接受了某些特定的道路对犹太人而言就是封闭的。（我的父母在这一点上远比我激愤。相较而言，我更多意识到并且深深为之困扰的是非裔美国人要面对可怕且暴力的歧视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