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度贫困迈向乡村振兴:“三区三州”样本

**章绪论 一、研究缘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20年，包括“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在内的我国农村地区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现行贫困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各族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实现了“全面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脱贫致富一个不能落下”的庄严承诺。对标共同富裕远景目标和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三区三州”脱贫地区依然需要重新出发、接续奋斗，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殊困难，甚至依然面临着规模性返贫的风险和压力。当前，“三区三州”的主要任务是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加持续，底线是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当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的巩固提升问题。现行标准强调的是“两不愁三保障”，虽然自我发展能力构筑了基础，但仍然存在主观上的“等靠要”问题。第二，现行脱贫标准与现代化目标距离较远，帮扶始终在路上。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收入水平的静态达标与生活质量的动态改善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差距也显著存在。第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的持续帮扶问题。目前的帮扶措施为“三区三州”后续发展提供了初步基础，但依然需要通过持续帮扶将已有基础转化为内生发展能力，因此后续帮扶以何种标准来识别新的帮扶对象也是“三区三州”实现稳定脱贫的关键所在。 本书的研究对象——“三区三州”是我国深度贫困地区，在脱贫攻坚阶段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是脱贫攻坚的*后堡垒和*难啃的硬骨头。通过党和国家的大力帮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如期成功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变，当前，“三农”工作的重点任务已经历史性地转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国家对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做出了安排和部署，但“三区三州”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依然较低，仍存在产业发展成果需巩固、就业技能需提升、脱贫人口可持续生计能力脆弱和发展能力不足、个别性和区域性返贫的风险依然突出等现象，贫困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防止返贫是应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贫困脆弱性理论来分析改善原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质量，既有助于为“三区三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研究支持，也能够为同类深度贫困地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政策启示。 二、研究价值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有效推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农村贫困治理为抓手而先后提出并实施的两大重要战略。当前，我国脱贫攻坚任务已如期完成，乡村振兴接续全面推进，在两大战略历史交汇节点，本书以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为样本，深入归纳分析其摆脱绝对贫困的历史进程、政策演变和扶贫举措，分析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存在的突出问题及破解路径，对“三区三州”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一）学术价值 （1）深化了对“贫困陷阱”问题的学理认识 在扶贫实践中，始终存在深度贫困人口徘徊在贫困线上下，在“贫困—脱贫—返贫—贫困”中间不断反复，暂时性贫困与持续性贫困并存(袁航等，2019）。近年来，关于“贫困陷阱”的研究已由理论探讨转向定量分析，从区域宏观层面转向贫困人口的微观层面治理(王艳，2018)。从研究内容看，基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实证的“贫困陷阱”问题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本书系统回顾、总结国家对“三区三州”的扶贫政策与成效，总结跨越“贫困陷阱”的经验，有益于深化对“贫困陷阱”的学理认识。 (2)从防返贫视角为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虽已成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由于“三区三州”脱贫时间短、脱贫基础脆弱、脱贫不稳定、区域发展基础薄弱等原因，依然存在规模性返贫的风险。目前，理论上对返贫风险的系统分析与研究还有待深化。本书以“贫困陷阱”的假象为逻辑起点，系统归纳“三区三州”返贫风险的原因、类型与影响因素，对于遏制规模性返贫、丰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理论支撑。 (3)从理论上完善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提出，是对减贫形势与任务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是扶贫重点任务的战略转向，体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稳定脱贫更强调贫困人口的主体性，实现能力脱贫与精神脱贫，提高可持续生计能力，增强应对返贫风险冲击的韧性。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是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不仅能提高脱贫质量和韧性，还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本书通过系统分析返贫风险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从返贫风险的监测、预警、帮扶、内生动力、多方参与等维度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为实现稳定脱贫提供理论支撑。 (4)从理论上分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 “三区三州”消除绝对贫困后，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仍面临诸多理论和认识障碍。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从贫困治理视角来探析“三区三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条件保障与着力点，从而为“三区三州”从深度贫困迈向乡村振兴衔接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撑。 （二）应用价值 研究“三区三州”从深度贫困到摆脱绝对贫困再到迈向乡村振兴，事关脱贫攻坚成果的质量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成色，事关共同富裕的进程，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1)通过系统分析返贫风险，进而降低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可能 “贫困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完全消失过，哪怕是发达国家。”(王景卫，2020)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人类发展的应有之义。脱贫摘帽不是终点，防止返贫同等重要。“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受自然禀赋、基础条件、生计可持续能力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返贫成为蚕食脱贫攻坚成果的顽疾，严重影响到脱贫人口的福祉。本书基于实地调研数据，剖析返贫现象形成的机制与原因，为减少返贫和降低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可能提供案例和资料。 (2)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有助于提升脱贫成果的质量 “三区三州”受区位条件差、自然地理边缘性、发展基础薄弱等因素制约，自然灾害、疫情和市场等系统性风险依然存在，返贫风险有待识别和消除。防止规模性返贫可以节约高昂的成本：从政治成本看，稳定脱贫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赢得群众信赖和支持。从经济成本看，稳定脱贫可以防止扶贫成为“一锤子买卖”，防止“乍暖还寒”。如果脱贫基础不稳固、脱贫成效不持续，会增加额外投入，增加经济成本(董光华，2020)。从时间成本看，脱贫不稳定就会延缓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进度。“十四五”是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过渡期，研究巩固脱贫成果长效机制将有助于返贫风险的识别、预防与消除，从源头上防范返贫问题的发生，筑牢脱贫攻坚成果的保障，进而对脱贫成果的巩固和脱贫成果质量的提升有一定借鉴作用。 （3）提出讲好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都是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阶段，站在摆脱绝对贫困的历史新起点上，我们依然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贫困标准是否过低，二是脱贫攻坚的工作模式能否持续。因此，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关乎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关乎持续讲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中国故事”。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原深度贫困地区是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集民族宗教的复杂性、政治敏感性、经济地理边缘性和自然生态脆弱性于一体，是扶贫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点区域。研究该区域脱贫后的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振兴的衔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代表性和样本价值，既有助于为全球减贫实践贡献中国智慧，也有可为其他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供政策指引。 三、研究综述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和返贫问题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各领域学者从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深度贫困的形成机理、返贫原因与应对策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1)代表性理论 “贫困陷阱”理论源于18世纪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论，随后形成的代表性理论分别为：贫困恶性循环论（Nurkse，1953）、低水平均衡陷阱（Nelson，1956）、循环累积因果论（Mydral，1957）等。此后学者们又从临界*小努力理论（Leeibenstein，1957）、门槛效应（Bowles et al.，2006）、邻里效应（Wilson，1987；Brooks-Gunn et al.，1997）等视角分析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 (2)返贫原因与应对策略 国外研究返贫问题主要从贫困动态性和贫困的进出角度展开（Bowley and Hogg，1925；Schotte et al.，2018）。Schotte等（2018）界定了贫困分类，对贫困人口流入和退出的风险进行了分级，并依据动态贫困理论对中产阶级的返贫问题进行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早从环境、教育、健康等维度研究“贫困陷阱”的类型，尔后逐渐拓展至文化贫困和心理贫困等方面。2020年后我国扶贫工作重点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问题这一扶贫领域的顽疾逐渐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1)“贫困陷阱”的形成机理 主要有环境导致的“贫困陷阱”（关付新，2005）、群体效应导致的“贫困陷阱”（邹薇和方迎风，2012）、健康导致的“贫困陷阱”（方迎风，2012）、“分形贫困陷阱”（郑长德，2020）等。赵德余（2020）认为贫困陷阱是贫困人口的资源要素、可发展能力、遭受的外部冲击以及环境约束等各类冲击造成的可发展能力退化。 (2)深度贫困的原因 覃志敏（2017）将深度贫困归纳为主观性因素（发展意识差、公共服务滞后、人力水平低、发展意识弱）和客观性因素（自然条件差、位置偏远、基础建设成本高）。牛胜强（2017）认为生态资源恶化、产业发展缓慢、劳动力非农产业转移、思维方式和观念层次较低、市场秩序难建立、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等是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郑长德（2017）认为深度贫困的特殊性是区域经济发展不足、区域内总体性贫困、致贫因素复杂，多维贫困和代际传递现象明显；贫困成因包括社会发育程度低、经济空间分割、基础设施薄弱。李俊杰和耿新（2018）认为“三区三州”贫困原因是西部边陲、基础设施差、生态问题突出、产业化水平低、文化观念封闭、发展规划限制，恶劣的外部环境和脆弱的主观因素叠加造成深度贫困人口收入低、发展能力弱，造成“三区三州”贫困十分顽固，易产生贫困陷阱。 (3)深度贫困治理策略 深度贫困的治理政策要全面和协调。丁建军等（2019）认为摆脱贫困陷阱要用超常之力干预和综合性治理手段。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具有“大推进”（big-push）的特征，克服贫困陷阱的关键是需要“大推进”的基本投资（郑长德，2020）。 (4)返贫的原因与类型 贫困问题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特点（左停等，2019），返贫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国内返贫研究集中在贫困人口的流入和退出上，收入在贫困线以上变化为退出贫困，以下为流入贫困，结合时间线进行动态考量，即为返贫问题。郭志杰等(1990)*早对贫困现象考察并分析了返贫因素的影响，认为守土观、清高观、消费观、生育观等贫困文化构成了贫困冥顽的原因。凌国顺和夏静（1999）指出长期对扶贫成效的短视导致了返贫。在不同扶贫阶段，返贫呈现差异性特点：返贫率高、返贫的频发性、返贫的区域性、返贫的个体性（洪江，1999）。刘永富（2016）认为返贫实质是未根本脱贫，脱贫必须是观念有变化，能力有提升，有稳定收入与渠道。何华征和盛德荣（2017）将返贫的模式分为断血式返贫、狩猎式返贫、失敏性返贫、转移性返贫和传递性返贫。唐文浩和张震（2022）从经济、结构与周期、主客观、公共物品等维度对返贫原因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