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研究

**章 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必然性 我国苗族主要居住在西南边陲，这些地区多为古代中央王朝之“化外生苗地”。若以“巫文化”论之，西南边区是“巫文化圈”的中心，所谓“西南奥区”是也。巫文化体系在中原失落后，却在西南苗族地区得以保存，实乃“礼失而求诸野”的一枚标本。明清之前，我国苗族地区生产落后，苗族民众很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苗族社会民风淳朴。明清改土归流之后，官学教育在苗族地区所有发展，官府势力逐渐深入广大苗族地区。即便如此，在相对封闭的苗族传统社会，苗族传统伦理受到社会主流文化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也极其有限。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剧烈碰撞，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独善其身、坚守自身的文化轨迹独立地获得发展，苗族传统伦理文化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分析全球化背景下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的历史必然性、总结苗族传统伦理现代变迁的规律，对于我们有效推进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换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意义。 **节 苗族传统伦理现代转化的时代背景：全球化发展 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断朝向全球性发展的趋势。这种趋势在促使世界各国文化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世界各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一、全球化及其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它不仅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特点，而且还有力地推动着世界各国的新思想、新理论以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信仰不断走向融合。 （一）全球化 对于全球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罗马俱乐部主席佩切伊在《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一文中首次提出“全球化”概念，他指出：“人类的历更进程已经走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由于近几十年来在技术上取得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跃进，人类在过去年代所建立起来的联系的基础已经不再有效，它对自身、对同时代的人，对家庭、对社会和生活本身的看法，都必须深入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一体化过程。”之后，“全球化”概念逐渐得到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1994 年，联合国经合组织发展研究中心欧曼主张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纳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加以思考。1995年，美国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彪恩迪亚指出，全球化的本质是经济全球化，即市场经济的世界化。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基础是经济全球化，民族主权国家的经济被卷入全球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经济活动各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增强并呈现出整体化、一体化发展态势。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于尔根·哈贝马斯直接把全球化理解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转变”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全球化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国际贸易地域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相互依赖日益增强；二是金融市场的国际网络化加快了世界各国的资本流通；三是世界各国的直接投资越来越趋向于跨国协调与合作发展；四是高新技术带动经济合作发展与联动竞争的趋势增强。可见，全球化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进步强有力地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推动着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递，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特别是在今天，国际资本以电子速度流动，全球性交往已经实现信息化、网络化，各国之间经济的交往方式、交往速度和交往频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全球化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在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联系不断加强、政治互动不断加深、民族关系日趋紧密、文化影响日趋扩大的趋势与过程。 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基础。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全球化，它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全球化发展带来世界主题的变化。黄树东在《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一书中写道：随着全球化发展，“新自由主义成了新的世界主流思潮，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追求平等和公正不再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主流。……解决现实世界的诸多不公正的途径，不再是调整国际秩序，而是全球化”。全球化发展的这一态势表明，全球化在某利意义上必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化。 （二）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交流与融合的同时，也面临着人们如何引导和规制全球化发展、如何在全球化发展中保护自身利益、实现彼此共赢等一系列问题。 一是全球化发展需要相应法律制度予以规范、需要相应道义原则予以支持。全球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趋势和崭新的过程，由于没有太多经验可供借鉴，全球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一些野蛮、弱肉强食之特征。正是基于此，全球化发展必然需要相应法律制度的规制以及道义精神的引导，否则将有可能使部分参与到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弱小民族和国家深受其害。我们知道，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其市场化的成熟都是有赖于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伦理文化的逐渐成熟来完成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市场化发展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伦理文化的规范与支持，其市场的自由性、放任性特征必然使市场发展成其为原始丛林。实践表明，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而言，丛林原则不仅带来道德之无能，同时也会带来经济停滞和社会崩溃，这已为当今世界部分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证实。因此，全球的市场化并不是在优良的地理环境下自然产生和进行，它需要全球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来完成。但是，这些共同的法律制度和伦理文化建设，绝不是凭借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之力就能实现，它需要世界各国的齐心合作与共同努力。只要真正的世界政府没有建立起来，国际市场的法治化、伦理化建设就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二是全球化过程使世界各国损益难料。对于世界各民族和国家来说，全球化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种主体之利益错综复杂，在应有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还没有建立完善之情况下，人们要判断谁是全球化利益的获得者、谁是全球化损害的承担者，这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国还是小国，贫国还是富国，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都既有可能获益，也有可能受损。譬如，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初期长风破浪，如今在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却在不断衰落，即便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一直获益的美国，现今也呈现出冷淡全球化之倾向；中国在全球化伊始表现出极大不适应，但如今却又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强弱国家之间的角色转换之所以能够快速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均匀”化渗透。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凡掌握着高端科学技术的国家，其发展速度和态势往往领先于其他国家。但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壁垒被打破，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渗透到发展中国家，有力地促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三是全球化过程中求同与存异并存。不同国家和民族因其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基础与物质生活条件、政治文化制度与宗教习俗信仰等存在差异，因此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和国家既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有益经验，又希望在全球化浪潮中坚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文化信仰。在这种求同与存异并存的复杂态势中，有的民族和国家以求同方式消解存异，有的民族和国家则以存异方式扩展求同。因此，求同与存异的共同推进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产品的规格化和消费方式的同质化，全球化资本对所有民族和国家一视同仁，但却又刺激着不同经济基础和不同社会道路国家之意识形态的兴起。另一方面，全球化追寻人类整体利益、催生人类普世价值、推动地方民族文化复兴，但同时又给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利益冲突，并且这种利益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得到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