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颤抖的镜头:卡帕二战回忆录

**章 1942年夏·启程 现在不用早起了。我的工作室在第9大街一栋3层小楼的顶楼，天窗占据了整个屋顶，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扔在地上，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具。我连闹钟也没有，每天当然可以睡到自然醒，太阳才是*好的叫醒工具。我根本就不关心时间，天知道几点钟！我现在的全部家当是一枚5分的硬币。电话不响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动的，我在等有人来电话请我吃饭或给我个工作，哪怕是借点钱。*终电话没有响，我的肚子却响个不停。看来继续装睡是不现实了。 我一翻身，看见房东太太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3个信封。过去几周里，只有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账单，终于，神秘的第三封信把我勾下了床。 一目了然，一封是爱迪生（电力）公司给我的账单，一封是司法部的，通知我，罗伯特·卡帕，原匈牙利公民，现在身份不明，被视为敌国侨民。所以我必须交出照相机、望远镜、枪支等危险品，未经特批不许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第三封信是《科利尔》（Collier）杂志的编辑写来的，说杂志在过去两个月里仔细地审核了我的作品剪贴簿，突然确信我是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相信我能完成一项他们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他们在一艘48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给我订了一个位置。信里还附了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做预付金。 这件事很有趣。假如我的打字机还在，又或者有足够的勇气，我会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我是个“敌对分子”，我连新泽西都不能去，更不要说英国了，我唯一能带相机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敌侨财产委员会。 我是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还有一枚硬币。我想还是抛硬币。要是字的话，我就去英国冒险；如果相反，我就向《科利尔》解释我的处境并退还支票。 抛落在地上的硬币是——背面！ 我转念一想，一枚硬币就能决定我的命运吗？我拿了支票，换成现金，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英国冒险！ 我把硬币给了纽约的地铁，支票给了银行，在银行旁边的詹森餐厅用2．5美元换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事到了这一步，我是不可能拿着1497．5美元去找《科利尔》杂志社的，那是自找麻烦。 我再一次读了杂志社的信，确定我的英国冒险之旅要在48小时后起航。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需要一张免服兵役证、一张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提供的出入境许可证、英国签证，以及签证要用到的护照。我可不想一开始就碰钉子，所以得先找个能听我解释并体谅我的人。我曾身陷战争的旋涡。美国人刚开始尝到战争这种麻烦的滋味，而英国人已经打了两年多，对这种事他们应该已经很了解。我想还是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机场只要走5分钟。一小时内有一架飞华盛顿的飞机，我买了张票，《科利尔》给的钱又少了。 两个半小时以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门口。我求见使馆的新闻专员。见我的是个穿着随意的绅士，他有着通红的脸颊和厌倦的表情。我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知如何开始，没有办法，我给他看那两封信。先是《科利尔》的，然后是司法部的。他读完**封信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读完第二封信的时候，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借着这丝微笑，我又掏出了爱迪生公司寄来的我还没有拆的信，递给他。我早就知道那是他们给我的停电通知。看完后，他示意我坐下。 他终于说话了，没想到还挺有人情味的。战前他是个地质学教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墨西哥沉醉于研究火山顶层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从来都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战争，他被招募到这里做了新闻官。从那时起，他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英国人的利益，对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请求说“NO”。他很肯定地对我说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把他以前处理过的所有案子都比下去了，我是头号的！我心里充满了对他和对我自己的同情，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P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