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寻城:上海卫所城市历史形态研究

**章 上海地区卫所城市筑城简史 明清时期，中国城市*为显著的标志莫过于城墙。或许在明前期的江南，城墙这一要素还非是城市所必须，如上海等许多城市在立县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就未建城墙。然而迈入明中后期之后，或是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或是为了体现城市在政治属性上的优越感，又或是其他种种原因，城墙逐渐成为中国城市重要的“图腾”[ 据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明代中叶，尤其是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全国逐渐展开了筑城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清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45页。又，鲁西奇在《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一书中，阐述了城墙作为威权象征的特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卫所城市作为军事城市，城墙对于它来说是更具重要性和实用性，因此相较于同时段同地域的其他城市，卫所城市的城墙修筑较早，且规划营造上更具主动性，大多是与城市本身一起创建的。所以，基于以上原因，本书将“筑城墙”作为所讨论对象城市的“出生证明”，从这一刻起，把它们作为“城市”进行描述。 **节 筑城 东南沿海卫所城市的营建，主要归功于洪武中期汤和奉朱元璋之命，布置海防事件。由于史料记载的混乱，此事件的具体时间和地域范围有所出入，历代学者也多有讨论。若采纳刘景纯《汤和“沿海筑城”问题考补》（以下简称“刘文”）[ 刘景纯：《汤和“沿海筑城”问题考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2期。]一文的意见，汤和是在洪武十九年至二十年（1386—1387）两年中，南下两浙沿海执行此事的。 朱元璋之所以选择汤和来布防东南海疆，其原因不外乎是汤和熟稔这一地域的军事地理。在明开国战争中，正是汤和领兵砥定两浙和福建地区。具体操作上，汤和听取了方鸣谦的建议，而方鸣谦恰是他曾经的对手，割据浙东的方国珍之侄子，他对这一地域的熟悉更不在话下。据《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 和请与方鸣谦俱。鸣谦，国珍从子也，习海事，常访以御倭策。鸣谦曰：“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为军，戍守之，可无烦客兵也。”[ [清]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54页。] 方鸣谦出了两条建议，一是筑城，一是就地募兵，汤和完全按照他所说的做。在同卷的下段有如下文字： 和乃度地浙西东，并海设卫所城五十有九，选丁壮三万五千人筑之，尽发州县钱及罪人赀给役。……踰年而城成。……浙东民四丁以上者，户取一丁戍之，凡得五万八千七百余人。 如此，两浙的海防卫所体系基本成型，这个体系*直观的外物表现就是59座军事城市凸现于世。实际上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派遣了周德兴前往福建去布置海防，换来的成果是在福建筑16座军事城市。周德兴曾于征伐蜀地明玉珍和洪武十三年（1380）平定思州五开蛮的两次军事行动中被配属于汤和的军下，另在《明史·汤和传》中记载是“明年，闽中并海城工竣，和还报命”[ 《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汤和传》，第3755页。]及同书卷九十一《兵志三》“海防”条中记录有“二十一年又命和行视闽粤，筑城增兵。”[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第2244页。]由此可知，长江口以南的整个东南沿海的卫所体系之形成和卫所城市的建造都是汤和所主持，具体层面的操作则以都指挥使司辖区为界，分人负责，其中汤和又亲自布置了浙江都司等地的卫所设置。 本书所讨论的几座卫所城市的筑建，是否与汤和有所关联呢？这一点学界也多有讨论，前文所述之刘文认为金山卫等五城是汤和所建，而魏欣宝在《汤和未筑金山卫、青村所、南汇嘴三城》（以下简称“魏文”）[ 魏欣宝：《汤和未筑金山卫、青村所、南汇嘴三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具体实施修筑以上三城的安庆侯仇成是直接领命于朱元璋，非属汤和节制。谢辉在点校正德《金山卫志》时也认为金山卫筑城与汤和无关。[ 见谢辉点校正德《金山卫志》之《整理说明》，《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页。] 东南沿海卫所的构筑莫甚于洪武十九年（1386）汤和南下巡海之事，但此前也有零星设置，如太仓卫就设于吴元年（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 见《明史》卷四十《地理志一》“太仓州”条，第920页。]因此卫所设置的时间点是做出判断的一条线索。《明史·兵志三》中有记录在洪武二十年（1387）设“金山卫于松江小官场，及青村、南汇嘴城二千户所”。[ 《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第2244页。]从时间点上来说，符合汤和筑城一事。而且早先设置的卫所，多沿用已有旧城，城墙形态与汤和所建的多不相同。[ 见孙昌麒麟：《江南沿海卫所城市平面形态比较及分类探析：基于旧日军大比例尺实测图的考察》，《都市文化研究》第14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 另，正德《金山卫志》上卷一《城池》：“洪武十九年，安庆侯等官领命沿海置卫，召嘉、湖、苏、松等府卫军民土筑”[ [明]张奎：正德《金山卫志》上卷一《城池》，《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页。]，表明金山卫乃安庆侯主持修筑。同卷中记青村所和南汇嘴所修筑状况是“初与卫同召军民土筑”。[ 正德《金山卫志》上卷一《城池》，第17页。]今奉贤、南汇两地存世*早的方志——乾隆《奉贤县志》和雍正《分建南汇县志》两书也均有相同记载。魏文即凭此，认为三城是安庆侯所筑，无关汤和。考明初安庆侯为仇成，《明史》有传。 又，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六《兵防考下》“城池”条载吴淞所城是“荥阳侯郑遇春、镇海卫指挥朱永奏建，事在洪武十九年”，以及宝山所城也是“洪武十九年，指挥朱永建。”[ [明]韩浚：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六《兵防考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26页。] 目前虽未明确仇成、郑遇春两人在此事中是否与汤和有上下隶属关系，但正如本书之前所指出，汤和于布置东南沿海防线一事中的重用性，以及在时间线上的一致性，因此很难排除此五城的修筑与汤和无关。即使今日上海区域内的卫所属于中军都督府直辖，而非浙江都司，但在地理范围内却是明确属于浙西无误，是汤和直接负责的范围。并且此地域范围狭小，似乎也没有必要特意分出，另命专人负责。因此，本书倾向上海地区的五座卫所城市是汤和负责主持修筑的。 此外，在乾隆《金山县志》卷九《汤和传》、乾隆《南汇县新志》卷二《建置志》、光绪《重修奉贤县志》卷二《建置志》等文献中，开始直接称这些城是汤和所筑，虽说这应只是传附，而不是一手记载，不过也可窥知从清中期开始，当地人已开始认同城池乃汤和所筑。 第二节 城址的选择与迁移 明代上海地区大体以吴淞江为界，南为松江府，北为苏州府嘉定县。卫所系统也遵循此例，吴淞江之南的金山卫、青村所、南汇嘴所为一个军事单位，两所隶属金山卫；北面的吴淞江所和宝山所则归太仓卫管理，从而使得两者在城址定位、城墙规模等方面差异明显。 金山卫立城之前已经是一个凭借海滨盐场而兴起的市镇，并且因设有盐场管理机构，得名小官场，后又雅化为篠馆镇。设卫筑城之后，旧在小官场的横浦场盐课司西迁至城外三里处。 青村所地域在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盐场》中有“青村场盐课司，在中前千户所西南二里”[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盐场》，第57页。]，同卷《镇市》中有“青村镇在中前所，西为高桥，各三里。高桥市独盛，海渔者得鱼，悉于此鬻。”[ 正德《金山卫志》下卷一《镇市》，第57页。]该地在设所之前与小官场同样是盐镇，唯有不同的是其西侧还有一个名为高桥的渔镇。 南汇嘴所的地名为三团，“团”是盐场下级机构的称谓，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二《乡保》里就记载下砂场管理编号为一至九的九个团，三团位列其中。同卷《邑镇》中也记述城东即为盐场，所以该地也是由盐镇转变而来。 宋代的《绍熙云间志》卷上《场务》中已见横浦、青村、下砂三座盐场，其中青村和下砂还是盐场监管廨舍所在地，也就是说这三座盐业聚落*迟至宋代就已发育形成。 综上，吴淞江以南三城都是建立在从海滨盐场发展起来的盐业聚落之基础上，其建城前的聚落史可追溯至宋。这三个卫所都选择了已发育成熟的聚落为立城之地，除考虑均衡布防以外，显然是对生活后勤等因素也做了一番考虑。凭借如此良好的基础，它们在后世向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取得了先机。除此之外，在以海防为首要目的情况下，三城的选地以务必靠近海岸为先。后来因江河潮汐带来的泥沙淤积，三地的岸线都有向外推移。[ 金山卫海岸线变迁见张修桂《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历史地理》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青村所、南汇嘴所海岸线变迁见谭其骧《上海大陆部分的海岸变迁和开发过程》，《考古》，1973年第1期。]其中，青村所和南汇嘴所地区特别明显，不仅土地面积增加，两城的区位也从原本的陆尾海头逐渐变为一区之腹里。凭借这些先天条件，这三座城市从建立之日起至今，位址都没有发生变动，而且城市地位总体呈现逐渐上升趋势。 吴淞江北两座城市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吴淞江所在地区于筑城之前没有地名留存，应当是没有依托已有聚落，为平地而起的一座纯军事城市。成于万历年间的《吴淞所志·自序》称吴淞江所“自嘉靖倭变以来，增立守江把总，总兵官亦来开府，而吴淞所始为江南重镇”[ 万历《吴淞所志》已佚，此篇《自序》收于民国《宝山县续志》卷三《城垣》，《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42-843页。]，可见即使是筑城之后，该地的地位也不甚重要，由之反推此地筑城之前有聚落的可能性较低。据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六《兵防考下》“城池”条记载，**座吴淞江所城距离长江岸边约有三里，后因海潮侵蚀造成江岸塌陷，不得已于嘉靖十九年（1540）移往旧城西南一里另筑的新城，此城是本书所选定的讨论对象，即今宝山。 相较于吴淞江所，宝山所则更为曲折，*初在洪武十九年（1386）设立时只是一座小小的寨城，位于清浦镇（今浦东新区高桥北）。清浦镇起于何时今也无考，较早是在正德《练川图记》卷上《乡都》篇中被记录。正德《松江府志》卷十一《官署上》记，在永乐六年（1408）设清浦场盐课司，比起金山卫等三城所在的盐业聚落，存在明显的时间代差，在聚落规模的发展上也应存在差距。无论清浦镇规模如何，地处清浦镇的寨城难被称为城市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其规模过小。历代方志对清浦镇一地的寨城记录多有讹误，从对宝山所城记录较完备的康熙《嘉定县志》卷二《戎镇》中看，此地先后应有三座小城，但不记其规模。正德《练川图记》卷上《防卫》和万历《嘉定县志》卷十六《城池》都只记了一座城的城周为“一百八十步”。以两步一丈算，也不过九十丈，其他两城的规模估计也应相似。这三座城后都荒废，并未能催发清浦镇向城市化发展。《筹海图编》卷六《直隶兵制》记，嘉靖三十六年（1557）调太仓卫中千户所来此，这时清浦旱寨的编制才升格为协守吴淞千户所，是吴淞江所城的辅助。万历四年（1576），迁城至旧城北数里，当时尚存的人工山即宝山脚下，并更名为宝山所城，始成为独立的军事单位。不过宝山所城*终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被裁汰，后逐渐荒废，及至康熙八年（1669）坍入江中。 吴淞江所与宝山所两城正处于黄浦江口的两岸，它们的选址对军事部署要求似乎更高，目的明确，就是为了扼守黄浦江口，据《筹海图编》卷六《直隶事宜》： 夫沿海设备，固为上策，万一外守不固，则黄浦一带又为苏、松险要，守浦乃所以守门户，犹有愈于守城也。今吴淞江口、即为黄浦口子，既经设备，而吴淞江所亦设兵一枝以防深入。[ [明]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六《直隶事宜》，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22页。] 这段文字充分说明两城设立选址纯以军事部署为先，并不考虑其他因素。其次，由于长江南岸受海潮影响，历来有塌陷，导致这一区域的聚落不发达，也间接影响到卫所在筑城之时，无已有聚落可依托。此处的地理环境不如吴淞江之南地区稳定，直接导致了宝山所日后的废亡，今日所存之浦东高桥宝山城遗址，实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所建，与明代卫所城已无关系，因此下文将不再多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