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8年卷)

　　《司马迁与研究年鉴（2018年卷）》：　　5.曾国研究　　蔡靖泉《曾国考古发现与曾随历史问题》（《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认为，考古发现的周代汉东曾国，应是殷墟甲骨卜辞所记商代曾国的延续。曾国的得名，或与曾人先民擅长制作和偏爱使用炊具甑、甗有关。当因周武王以其宗姬封于曾，曾国在周初变为姬姓诸侯国，以致西周早期曾文化既以周文化为主导又杂有传统商文化、族群和地域文化因素。两周曾国的政治中心，应一直在今随州境内。曾侯在国内也据周代爵制封有伯、子，故曾国铜器有铭“曾伯某”“曾子某”。曾国与典籍记载的周代汉东随国，实为一国二名。曾入周后新建都城名随，周代史官想必为显周室封建的正统而一律书“曾”为“随”。西周晚期，曾随因强邻鄂国被周厉王遣师扑伐而扩为汉东*大诸侯国。春秋早中期，曾随成为楚国附庸。战国中期前段，曾随或因吴起变法而亡于楚。承继殷商、绵延两周的汉东曾随，历史长约千年。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以新出考古材料为线索》（武汉大学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认为，西周早期，曾国是周王朝的嫡系势力，“左右文武”，承担“君此淮夷”、“临有江夏”的历史使命。其文化具有鲜明的周文化特色，其中不乏对当地南方文化的吸收。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仍是周王朝的嫡系势力，承担了“克狄淮夷”的使命，保持“金道锡行”畅通的责任。此时期，楚国开始崛起，多次攻伐曾国，但文化上二者有交流、有冲突、有融合，春秋中期继续保持了这个势头，在义地岗发现的春秋中晚期的器物特征，与下寺楚墓的风格比较接近，也说明了这个推断。到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前后，文峰塔M4“左右楚王”铭文编钟的出现，表明曾国已臣服于楚国，文化面貌属于楚文化的体系。曾国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期。“曾侯丙”器铭的发掘出土，表明曾国至战国中期仍然存在，但这个时候，其文化特征基本与楚国接近，这个时间已经处于秦人拔郢前后，所以，曾国不一定是被楚灭，极有可能是随着秦人的到来，随楚人东迁了。黄凤春《关于曾国的政治中心及其变迁问题》（《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认为，曾国初封的疆域并不大，与古鄂国并存于随州。随着鄂国的灭亡，其疆域逐步扩大，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曾国的畛域达到顶峰并一度成为汉东之大国。曾国的政治中心应经历了四次变迁，时间分别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至晚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除西周中期至晚期不明外，其余政治中心都在随州境内，整体呈由东北向西南迁徙的趋势，其中金文所见的曾国都城“西阳”应在今随州市。京山苏家垄和枣阳郭家庙均不是曾国的政治中心，而可能是同一曾侯不同之子的封地。　　6.齐国研究　　潘润《从高青陈庄遗址看齐国起源的“西来说”与“东来说”》（《理论月刊》2018年第7期）认为，将西周早中期的高青陈庄遗址与同一时期姜戎贵族的宝鸡石鼓山遗址相比较，就可以推断姜太公吕尚的身世应为传统说法的东方出身，与逢国、纪国等东方姜姓诸侯国为同一起源，其进入关中地区可能和周人与商王室的联姻有关。　　曹斌《山东高青县陈庄遗址性质探析》（《考古》2018年第3期）认为，陈庄遗址大致以恭王前后为界发生了较明显变化。因此对遗址性质的讨论也大致以此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遗迹主要有贵族墓葬、车马坑和祭坛，出土遗物以周文化因素为主，是防守森严的城址，应为齐公册封庶子镇守的齐国北界边防军事重地。遗址后段多见一般性居址，仅在孝、夷之时突然出现两座甲字形大墓，这种突变可能与周懿王烹齐哀侯立胡公，胡公为躲避哀侯旧臣临时徙都薄姑有关。　　仝晰纲、孙亚男《齐长城东段防御体系的修筑与形成》（《管子学刊》2018年第3期）认为，齐长城作为大国争霸的直接产物，见证了齐国与毗邻国关系的复杂演变，通过了解齐国与这些国家的复杂互动，可以发现齐长城的营建是动态的，尤其是齐长城东段。*初齐国在与莒地相邻地段修筑关隘，以保证齐国南境的安全。春秋末期为了防备吴越而在沿海一带修筑防御工事，与崂山形成天然防线，战国中后期齐长城则有防备楚国的功能。　　7.竹简研究　　郭店楚简研究。李刚《（太一生水）新探——论（太一生水）在老子和黄老之学之间的承前启后作用》（《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认为，《太一生水》之主旨并非在于论述天道的宇宙生成论，而是在强调人道的无为而治，且整个篇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太一生水》与《老子》具有相同的旨归，只是《太一生水》在以天道明人道方面补充了《老子》丙本在天道论述方面的不足，继而在理论上阐明了天道无为与圣人无为而治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完善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在上承老子之学的同时，《太一生水》又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和影响了后来以《黄帝四经》《鹖冠子》等典籍为代表的黄老之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