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　　李剑农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三部经济史稿于1957-1959年陆续出版，1991年经彭雨新校改以《中国古代经济史》重版，成为重要教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在汤明檖协助下，于1962年完成，因“文化大革命”故，1980年始问世。这部大型工具书缜密精湛，饮誉海内外迄今。　　这时期的经济史研究几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理论性浓厚，但也有历史决定论和重视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重生产而轻流通的缺点。加以历次的政治运动，助长了教条主义，不适当的批判扼杀了创新，出现了学术“禁区”。至1966年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场，学术界万马齐喑。“文化大革命”期间，除考古学方面颇有建树，有些学者借研究《红楼梦》之机埋头发掘资料外，几无成绩可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经济史学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新时期是从当时倡行的一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开始，一句话破除了教条主义，人们恢复理性思维。　　历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总体规划都列有经济史重点项目，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大学设置了经济史课程、教研室，继之开设硕士、博士点，培养新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在上海、广东、山西社会科学院，均有经济史研究机构。在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大学、云南大学，先后成立经济史研究组织。　　1986年成立中国经济史学会。1982年厦门大学创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刊《中国经济史研究》，为两大经济史期刊，均发行至今。各地有关经济史的学会、期刊多以十数。　　资料工作空前繁盛。《明实录》、《清实录》和乾隆刑科提本的经济资料，徽州档案、孔府档案、四川巴县档案和自贡盐业契约，均经整理并出版。历代食货志、历代农书均经校释。发掘了大量有关经济的碑刻、族谱、民间契约文书，编纂了多种经济人物的年谱或传记。近代工商行业、企业和地区的经济史料出版尤多，令人目不暇接。20世纪50年代大规模少数民族调查的资料亦于此时编纂发行。傅筑夫、王毓瑚、谢国桢、彭雨新等毕生积累的经济史料亦公之于众。尚有新的贡献，即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财经和土改资料基本上均经整理发行，新中国的经济档案已整理至1957年，出版二十余巨册。　　国际学术交流有力地改进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结构和方法论。前述西方当代三大经济史学派的学者都与中国同行有直接交往，与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者的往来尤繁。每年都有多种国际学术会议，有多种中外经济史学者互访的协议，多种中外合作研究项目。　　新时期经济史的研究也是随着专题的研究和讨论而发展的。这时期的讨论已破除教条主义，基本上做到百家争鸣，并不断出现新问题和新观点。古代史方面，古代社会性质和封建土地制度问题的讨论继续进行，各家观点大都系统化，刊行专著。资本主义萌芽和洋务运动问题的讨论进入热潮，前者有四次大型研讨会，后者有五次全国性的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后期，讨论逐渐进入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消长问题，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问题，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近代史方面，继续外贸与外国投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在评论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上有了比较接近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转入市场问题、城市化问题、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问题、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问题。　　新时期的一个特点是以研究生产力为主的专业经济史空前繁盛。首先是出现人口史研究热潮，并向移民史和人口行为史发展。历史地理的研究成绩斐然，并向生态史、气候环境史发展。农业史原有较好基础，进而考察物种起源，研究作物史和地域分布，并扩及林、畜牧、渔、蔬果。亩产量以至劳动生产率的考证*引人关注。农业技术史有系统成果。工业方面，近代各种工业史已基本完备，并向企业史和经营史发展。古代史以盐业史*为完整，丝织史、棉纺织史、陶瓷史着力亦多，连同饮食品史并向艺术文化史发展。交通史以航运著述*多，并结合外贸开展海外华人史研究，漕运尤其丝绸之路成为研究热潮。财政、货币史原有一定基础，遂转向政策思想和制度理论方面研究。一改过去重生产轻流通现象，商业史、市场史的兴盛成为新时期经济史的热点，包括商人、商业资本、商路、商货、市场结构、价格、周期性等研究，并出现商业通史和市场通史。　　还应指出，区域经济史、城市史和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也是新时期的特点，同时开展了经济史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还有一个新的领域，即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现代经济史亦半个世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它是继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经济史的研究而来，有较强的研究队伍，并有身经其事的老一辈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参加，故进展甚快，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