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今人不解文章

谈朱熹：我要治国平天下 朱子学，在近代可说是*背时的一系学问了。 先由台湾的情况说起。 台湾从明郑以来的儒学传统，主要靠书院及科举制度维系。而清乾隆、嘉庆诸朝，士林虽以汉学为主，官学却以朱子学为宗。台湾儒学，殊乏汉学气味，唯因功令所系，故奉朱学以供呫哔；亦由闽学渊源，濡染较切使然。本地又无其他学术传统可与之对抗，亦未发展出另一系的思想，所以在科举及书院教育制度的配合下，儒学即循朱子学而展开。 但当时之所谓朱学或儒学，只能说是“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或率由旧章、依样葫芦式的，无甚发明。要论思想、谈学术，几乎找不到什么重要儒者和著作来谈。令人注意者，反而应是儒学如何在台湾成为一种社会性礼俗道德规范的组成部分。 台湾从一个移民社会，到逐渐内地化，*终建设成为一个与移民者家乡的社会体制、价值标准、道德规范、生活礼俗基本一致的社会，其中受过儒学教养的士绅阶层，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这批人，也是稳定社会、维持社会养卫救济秩序的基本骨干。 儒学士绅的这种作用，在日据时期也依然存在，比如建立儒家善堂和儒学宗教化的鸾堂、儒宗神教。台湾人民从祭祀、丧仪、就学、急难救助、日常生活礼俗等方面具体践履，过着儒家式的生活。 从思想层面看，此固不免世俗化且混杂着佛、道及巫术，大有可改进提升之处；但大体上仍可说是一种生活式儒学，在人伦日用中体现着儒家（特别是朱子）所重视的一些价值与人伦规范。《文公家礼仪节》亦经增补改写成为民间通行之《家礼大成》一类东西。吕子振《家礼大成》、张汝诚《家礼会通》等均依朱子之书而作，而对闽台影响深远。我少年时，几乎每个文具行都可买到这类书。 这种情况，事实上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社会的一般现象。所谓儒家，就是朱子影响下的生活伦理。所以朱子的实际作用甚至还在孔子之上。乾隆以后，朱子在孔庙可以不参与配享之列，单独立庙，就是这个道理。义理方面，读书人也到了宁说周、孔误，不道程、朱非的地步。 “五四”以后，情况当然翻转过来。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简直成了“以理杀人”的罪魁。 1949 年后，台湾这仅剩的、残存的朱子学社会也有了新的变貌。蒋中正先生喜谈阳明学，于是形成新的官学。学术界对儒学之诠释与态度，则由此歧为三途。一是“中研院”、台大等处，延续五四运动以来的精神，以儒学为现代化的障碍，仅摭拾乾嘉汉学以彰明其科学方法而已，厌闻宋明理学，痛诋礼教吃人。二为保卫国故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上溯朴学，以明统绪，故对宋明理学也甚少阐究。三为新儒家，欲明心复性，以矫时弊，是以多本于宋明理学来发言。 但在广义的新儒家阵营中，对宋明理学的取舍也不一致。钱穆较重视朱子，甚至隐然以当代朱子自居自期。唐君毅、徐复观则并未在程朱、陆王两系中表现太斩截的立场。牟宗三较为特殊，他将二程分开，认为程明道所继承者为孔孟《中庸》《易传》之本义，称之为纵贯系统；程伊川及朱子所开，则为一个新的传统，他称之为横摄系统。因此说伊川、朱熹乃“别子为宗”，明道、五峰乃至以后陆象山、王阳明、刘蕺山所传，才是正宗。受此新说之影响，陆王之势渐张，朱子之学遂日蹙矣。 官学则在蒋氏治下转移至李登辉时，也有另一些变化。李初上台时，为了表示与蒋先生之提倡阳明学不同，准备以别的学术来建构其统治之思想基础。 他*娴熟的当然是基督教，但此不足以为台湾之新号召，于是想到了朱子学。遂于就任之后，筹办了朱子学会议，亲自召见与会学人，又自兼“中华文化复兴总会”会长，出版机关刊物即名《活水》，取朱熹“为有源头活水来”诗意，且可与基督教义相涵。 然而，毕竟貌袭者不能神似，官式工具化儒学也难再成气候，李久而亦厌，乃又转习《易经》等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