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朱子诸师考释

　　朱熹参加科举考试的重要目的是要金榜题名，如果不是意外，如徐履抗议“相秦桧欲妻以女，因阳狂，廷对不答一字”，必然要做应景文章，殿试时写一篇“文理疏浅”的策论。在此之前，病翁笑了翁晚年文章多说禅，更没讨头处，“想是病心风”，朱熹不会有意蹈了翁之辙，而是迫不得已的违心之举。当绍兴十七年（1147）正月“辛卯，以举人多冒贯，命州县每三岁行乡饮酒礼以贡士”①的诏令下达时，州县遵照命令唯谨，举行乡饮酒礼仪式，向上级推举优秀考生。建州通判蔡兹主持秋季乡试，评卷结果出来后，在举行乡饮酒礼时，非常自豪地对在座的有关士绅、退休官员说：“吾取中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②蔡通判看好的“欲为朝廷措置大事”的后生朱熹，心智虽然尚不太成熟，在短时间内就“堕落”到要用道谦禅说意思“去胡说”，岂不令人大跌眼镜？朱熹前后迥然不同的表现，必有深层原因作怪。究其根本原因，乃其思想受到约束而心情不能敷畅，观念与思维的矛盾，造成言不由衷！由于不能责备君王意愿，朱熹只能转移话题自找台阶下。而权相要通过科举来钳制士子的思想，无疑在这个环节也得到了应验。这也意味着朱熹成长之路，不会顺风顺水。　　绍兴十二年（1142）策题：“朕以凉薄之资，抚艰难之运，宵衣旰食，未知有济。今朕祗承上帝，而宠绥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绍复之勋未集。至德要道，圣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势未行。设科以取士，而或以为虚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为不武。至若宗社迁寄，扈卫单寡，士狃见闻，而专用私智，民习偷惰，而不知反本，子大夫所宜共忧也。其何以助朕拯几坠之绪，振中兴之业，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把遇到的种种困难摆在考生面前，希望给出治理方案。自古圣王救治灾难平定天下，刚开始无暇顾及圣治，天下安定后，才进行持久的圣治。实施圣治，就必须以至德要道为本。而绍兴十五年（1145）策题：“盖闻古先哲王求贤能而任使之，故治功昭著，名声流闻邈乎不可以跛及，朕甚慕焉。今朕托士民之上，不敏不明，郁乎大道，所赖以济者，惟真贤硕能是望。然扶世导民，须德行也，乃或同于乡愿；捧难解纷，须智略也，或专于谋身；为政苟趋辨，则不修廉隅；搞文徒华藻，则不本忠信；平居下轻上爵，肆贪得之心；临事避剧就易，蔑首公之节。岂古之所谓德行智略政事文章心术节慨与今举异欤？将教化不明，狃于未习而然欤？子大夫学优而仕，于斯数者，其自处固已审，使风俗旷然大变，必有术悉之复之，详诸于篇，朕将亲览焉。”不仅有文才，而且有哲理。毕竟哲宗绍圣二年（1095）开设“博学鸿词科”以来，撇开经义，只取文学，“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兼收文学博异者，提高文士写作水平，虽然考中者不多，但影响不小。秦桧是蔡京大力推动“博学鸿词科”取文才制度的受益者，本身就是文采横溢的人，进入仕途，处心积虑登上相位，善于借用儒家条文作为盾牌护卫自己登庸。同期的士大夫，无一不是恪守儒家伦常、《春秋》“尊王攘夷”、华夷之别等正统思想来反对屈膝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和十五年的两道策题，很适合朱熹直抒胸臆，而绍兴十八年的策题，却困住朱熹的文华施展。但谁也不曾想到，朱熹有限的禅学知识，在关键时刻倒帮了大忙，竟然敲开本次的科举殿堂之门。从某种程度上说，道谦“禅说”成了一件“迷彩服”，有效地保护了一名“未来战士”。　　有学者认为，朱熹“科举成绩不佳”，归因于事前没有采取题海战术，没有去揣摩诗赋、策论、经义等，似乎忽略了复杂的时代背景因素。严格地说，朱熹乡试、省试的成绩不差，只是殿试考试成绩不佳。殿试与省试、乡试不同，所有考生单考策论，首要是检测贡士的政策掌握与政治观点。虽然朝廷明文规定官员的铨选以及科举考试不会因考生的背景而有差别待遇，但秦桧是把玩权术的高手，可以让这样的规定成为一纸空文，严密控制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标准，为我所用，一点都不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