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父亲、女人与疯子 拉康的精神分析世界

女人和母亲 从理论上说，女性不是母亲，意味着这两个词被截然区分开来。 精神分析理论往往会倾向考虑母亲的角色，这一点尤其以梅兰妮·克莱因（Melaine Klein）开创的客体关系学派*为著名，代表就是克莱因提出的两种位态——意味着婴儿感受到的和母亲之间的两种关系模式。这一理论虽然可以说填补了弗洛伊德对于早期母子关系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弗洛伊德并非不注重母亲对于孩子的影响，以及这种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可能招致的神经症后果。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它的理论也是基于临床实践而来的提炼和假设，而在临床中，*容易成为分析素材的就是来访者和母亲的关系。比如我们会看到，弗洛伊德的个案中，小汉斯对马的恐惧源于父亲在母子关系中的缺席——他没有发挥一个禁止性的角色。例如母亲甚至有办法在小汉斯面前换内裤，这导致小汉斯需要通过建立对马的恐惧，以便为自己的焦虑竖立一个边界，因为缺少这个边界的话，他会焦虑不知道被带向何方。这里，拉康会把母亲的角色设想为是吞噬性的，孩子则会尽一切可能满足母亲的欲望，但这种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因为他只是一个孩子，不可能满足母亲对男人的期望。正常情况下，父亲应当在这个时候介入，或者母亲自己为孩子施加这个原则，禁止他将母亲作为欲望的对象。但这个个案中，由于父亲没有发挥应有的角色——小汉斯甚至时常呼唤他的怒火，但是父亲太过软弱——导致孩子直面自身无能的事实。他被母亲的欲望折射出的巨大空洞所笼罩，由此引发的焦虑导致他只有借助对马的恐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放。 而在女性的临床案例中，在和父亲的关系背后，往往是来访者和母亲的关系构成了其精神病理学的更重要因素。对此，我们满足于只提出一个在经验中并不罕见的现象，也就是女性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构建，是很难通过来自母亲的传递来完成的。换句话说，如果说父亲可以经常为男孩子竖立一个男子气概的榜样的话，女孩子从母亲那里获得一种女性价值的传递，则往往困难得多，*常见的情况就是她不愿意重复过母亲的生活，甚至选择某条不同的道路以便逃离母亲——这里我们可以联想到火遍全球的小说《我的天才女友》中的莱农，她说到，她认同小伙伴莉拉，就是为了逃离母亲。 这种父亲和母亲的传递的差别，我们也可以从刚才提到的性化公式的逻辑来理解。在现实经验中，父亲之所以经常可以成为男孩的榜样，是因为所有男性都服从阉割的逻辑，换言之，在男性这一边存在某种普遍的价值，也就是阳具的价值。翻译成现实生活的语言就是，男性都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有力量、更加伟大。所有的男人通过原父——也就是神话中享有所有女人的男人，或者说是上帝——这一唯一的例外，确立自己的位置。男人和原父的关系，可以用数学家弗雷格（Friedrich Frege）的《算术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Arithmetic） 中从0和1的关系做类比。当时，他在探究自然数序列的逻辑基础。他论证到，正是因为有0，人们才可以从1数到2，从2数到3，并一直数下去，或者说，所有从1到2以及之后的序列，都来源于从0到1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开创性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男人都是1，而这个原父是0，他具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地位。代入到具体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古代皇帝的世系——所有皇帝都是某个自然数，比如秦始皇、秦二世，但是所有皇帝的权力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上一位皇帝的儿子，而是来自“天”，是“天”开创了这一世系，所以有所谓“天子”和“君权神授”的说法。这里的“天”发挥的作用就是0，它开创了从1到某一个数字的序列。这里的重点不在于这一过程的真实性，比如到底“天”存不存在，而在于人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观念来确立统治的合法性，无论东西方，都是如此。 但是在女性这一边，没有这样一个例外的“天”或者“上帝”存在，每个女人都是完全不同的，不存在一个可以代表所有女人的女人。她们并不完全服从阳具的逻辑，代入我们刚才的例子中，女性并不总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她可以追求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也可以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加脆弱——可能只是因为她在无意识中知道脆弱对于男人的致命诱惑。所以作为母亲，她无法为女儿传递一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有关女人的观念，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普世的价值来告诉女人该如何生活。事实上，母亲和女儿反而容易形成一种互相竞争的关系——母亲嫉妒女儿身上展现的女性价值。所以，拉康选取ravage（蹂躏）这个词以概括母女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的展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观看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秋日奏鸣曲》（Höstsonaten）。 基于临床实践的精神分析，使得它的理论可以对母亲和父亲的角色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虽然不同分析家对母子关系的论述并不相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在某一框架下对它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站在弗洛伊德的视角，强调俄狄浦斯情结对幼儿精神发展的重要性——男孩对母亲的欲望以及接下来他遭受到的来自父亲的禁止，对他未来爱情生活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强调克莱因对早期母子关系的重视，看待他是否得以将好客体和坏客体整合到一个人身上，而不再处于非此即彼的分裂位态。通过临床得来的经验，有时精神分析的理论甚至会告诉我们母亲应当扮演的角色，比如温尼科特所谓“足够好的母亲”（The good-enough mother）——她并不是完美的母亲，但是她知道以稳定的方式回应幼儿的需要，既不过多也不过少。 但是回答了母亲是什么，并不能够让精神分析理论对女人或者说女性特质（或者翻译为女性性，féminité）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虽然精神分析的创立始于弗洛伊德对癔症女性的倾听，也就是著名的安娜·欧（Anna O.）个案，但是对癔症女性的认识，并不足以使得弗洛伊德跳出其所属时代的父权制框架，将女性从和母亲的关系、和男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他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考虑女性特质的问题：或者是女性特质和男子气概（masculinité）组成一个对称的对子，一边是被动，一边是主动；或者是母性在女性生活中的浮现，也就是女性发展的目标在于成为母亲。这一局限使得弗洛伊德*终向玛丽??波拿巴坦诚自己不知道“女人到底欲望什么”，而这个欲望之谜，也因此成为精神分析的“黑暗大陆”（continent noir）。 到此，我们可以开始感受到拉康将女人和母亲区分开来，在理论上具有的重大意义。换言之，精神分析通过临床实践，让我们对母亲的角色有了明确、具体的认识，但是与弗洛伊德时代临床上*常见的女性——也就是癔症结构的主体——的工作，虽然可以丰富我们关于女性的知识，但是无法通向一种对女性的更直接的把握。这一点导致弗洛伊德及其一些后继者对女性和母亲的混淆，他们将成为母亲视为女性正常发展的必经出路。因此有些分析家，比如海伦妮·多伊奇，会强调女性的牺牲精神，主张女性应当放弃个人事业上的野心，以便全力支持她所爱的人。对此，拉康派当代著名分析家柯莱特·索莱尔不无讽刺地说道：“海伦妮·多伊奇带着一种赞许的语气描述了这样一种类型的自我牺牲，虽然她自己远非这样一种类型的代表，但是她在那里认出了真正的女性特质。” 当然，我们已经说过，将女性和母亲区分开来并不意味着女性不应当成为母亲，只是女性和母亲背后的逻辑并不相同。这一区分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不能通过母亲来定义女性，认为所有女性就应当成为母亲，或者试图通过母亲来代表女性。我们可以说，女性不同于母亲，甚至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连续性。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考虑母亲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到她是一个女性这一事实，而这一点尤其容易被男性忽略。 拉康的女婿及继承人阿兰??米勒在20世纪90年代的教学中，曾经就母亲和女人的角色做出过这样一个区分，他说道：“如果我们想要将母亲和女人区分开来的话，我们会说，母亲是请求的大他者，女人是欲望的大他者——这个大他者，我们不向她请求任何东西……但是她是我们审查的大他者，我们使之沉默的大他者。” 我们先简要地回顾一下大他者（Autre）、请求（demande）和欲望（désir）这三个概念。 请求是与语言相关的，所有人类的需要（besoin）都要通过变成请求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来，才能让别人听到。对于幼儿来说，他所请求的对象就是母亲，母亲在他刚出生的时候，不只是他认识的一个对象，而且可以说是他的全部世界。当然，这个时候幼儿无法说话，母亲通过猜测判断他的需要，并把这种需要翻译成语言。逐渐地，幼儿可以通过语言去表达他的需要，比如他想吃什么或者他要上厕所。 说母亲作为他的大他者，不等于说母亲就是他的全部世界，而是作为他的请求所求助的对象，我们在这里可以简单理解为幼儿的世界都是围绕着母亲转的。这里有个有趣的地方，也就是关于请求的辩证法。拉康区分了两个时刻——它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一定能够被严格区分，但是这两个时刻在逻辑层面是不同的。在**个时刻，幼儿会发现母亲并不总是能够满足他的需要，母亲经常不在他身边，由此他开始明白母亲有时候是在的，有时候是不在的。弗洛伊德的小外孙在这个时刻会拿一个缠线板，把它扔出去再收回来，同时发出某个音节，也就是著名的fort-da游戏。在这个时刻，他所做的就是试图符号化母亲的在场和不在场，他通过这样一种游戏试图让自己接受母亲有时候不在场这个事实。 在第二个时刻，幼儿会发现，即使他可以通过呼唤让母亲到来，但是他是否能够得到满足，依然取决于母亲的意愿，因为母亲会拒绝满足他，比如出于他的健康考虑。母亲可以拒绝他的这个事实让母亲的身份发生了转变，原本母亲以在场和不在场交替的形式出现，被幼儿化约为可以扔出去、拉回来的缠线板，但是因为母亲可以拒绝她，母亲成为具有某种绝对意味的角色。拉康会说，这个时候母亲成为实在的，在这里指的是无法被幼儿通过语言所掌握。 随着母亲的这个地位发生改变，她给出的东西的意义也变了。原来给他吃的糖果现在不再只是意味着糖果，而是成为来自母亲的礼物，因为它代表了母亲对他的爱。他向母亲请求吃的某个东西也不再只是这个东西本身，而成为对母亲的爱的请求。恋爱生活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当女方向男方请求某个东西的时候（反过来也是如此），重点不在于这个东西本身，而在于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爱的证据，表明了女方在乎他的这个事实。所以拉康会说，所有的请求都是爱的请求，因此母亲是*出色的请求的大他者。我们依赖她，向她提出请求来获得满足。米勒说道：“请求的大他者意味着一种力量……母亲是拥有某物的大他者，意味着财富、丰饶。” 欲望则是不同的东西。欲望被定义为请求减去需要的剩余。当我们通过语言以请求的形式表达我们的需要时，语言是无法完全表达我们的需要的，这里留有一个剩余，这个剩余就是欲望。 我们可以通过两个例子来把握这个剩余所包含的威力。设想这样一个母亲：她会尽可能地满足孩子提出的任何请求，无论这个请求是否合乎逻辑，比如给孩子带去任何他想吃的东西，不放过任何表达对孩子的爱的机会，那么这个孩子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他肯定是会做噩梦的，因为他不再有任何欲望的空间，任何欲望在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母亲的爱堵死了。同样，一个尽可能满足任何女方要求的男同胞，往往不会获得一个顺遂的结果。因为当他无条件满足女方的要求时，欲望在这个过程中被杀死了。女方会觉得她想要某一个东西，但是并不真的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当男方真的把这个东西呈现在她面前的时候，想要这个东西的张力就失去了。这里，精神分析的经验带来的教诲不是告诉我们要拒绝我们所爱的人，而是我们要能够忍受对方不满足的张力，或者说对方欲望的存在。 如果说女性是欲望的大他者的话，欲望的这种结构就意味着女性有一些无法抵达的地方——至少对男性来说是这样的，可能对女性来说也是如此——她的欲望对自身同样构成一个谜题。欲望作为发出的请求的剩余，本身就意味着它在结构上是无法完全被满足的。我们在得到追寻的对象之后，总是或多或少有一种并非如此的感觉，因此它总是会转向另一个对象，继续这样一种追求的过程。 这样，一种无法抵达的女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男性在女性身上追逐的并非这个女性本身，而是某个部分对象——她的一头长发、她的乳房、她的某种笑容或者甚至是弗洛伊德的个案中的她的鼻子上的亮光（glanz auf der nase）。在这些引起人们幻想的部分对象的背后——也就是拉康称为对象a（objet a）的背后，是人们在无意识层面一无所知的女性，我们不知道她是什么，我们只能经由这些对象建构起我们的幻想，却经常惊讶于她们的不同寻常和出人意表。我们渴望她们的垂青，却又对她们真正的欲望和幻想感到迷惑和恐惧。 同样，我们可以想见，这样一种欲望的张力的维持并不总是令人愉悦的，这与对她们的未知一道，可以解释人类历史上对女性的压迫、剥削，对其三从四德的要求，对其规训的历史。换言之，人们总是想将其束缚在某个框架之中，以某种理性的名义。人们往往对母亲有着极高的赞美，因为她可以给予我们所请求的营养，那是包裹着爱的礼物，但人们却诋毁和指责女人，说她们任性，批评她们淫荡，因为她是欲望却终究无法得到的对象。但是如果说女人涉及的是欲望层面的问题，在男人眼里她作为被欲望的对象，反过来，她关注自己具有的被欲望的价值。那么在和男人的关系之外，她自身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