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王阳明修身六讲/邵逝夫

**讲 立志 阳明一生的修身进程，自然以龙场悟道为转折点。龙场悟道，既是阳明一生学问的奠定，也是他立德、立功、立言的传奇人生的起始，加之阳明悟道的过程略带有几分神秘体验的色彩，故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与此同时，大家却忽略了阳明在悟道之前所付出的诸多努力，也忽略了阳明在悟道之后的持续修身。所以，关乎阳明的悟前生涯，众人往往只是惊叹于他的少年诗才。而关于阳明的悟后生涯，众人所关注的又只是他荡平诸寇、擒获宸濠的惊天事功。其实，阳明悟前与悟后的修身生涯比龙场悟道更重要，若非阳明早年在“成圣”之志的牵引下，多方求索，反复探究，恐怕就不会有龙场悟道。同样，若非悟道之后的“省察克治”“事上磨炼”等工夫，阳明也不可能抵达随顺良知、纯然良知的生命境地。 关乎阳明的悟后生涯，我们放在后面讲。本部分先来讲一讲阳明的悟前生涯——立志阶段，阳明之所以能够在龙场悟道，正取决于他在这一时期的诸多努力。 一、阳明立志始末 志向的确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着一个逐渐明确、坚定的过程。阳明立志，也是如此。概略而言，阳明立志，经历了由朦胧而清晰，由清晰而笃定的过程。 就立志而言，阳明是幸运儿。在他少年时，便因逢着了一名相士而生发出朦胧的“成圣”之志： 一日，与同学生走长安街，遇一相士，异之曰：“吾为尔相，后须忆吾言：须拂领，其时入圣境；须至上丹台，其时结圣胎；须至下丹田，其时圣果圆。”先生感其言，自后每对书辄静坐凝思。（钱德洪《阳明先生年谱》，后简称《年谱》） 其时，阳明年方十二岁。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三月，阳明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其后授为翰林院修撰。次年，王华迎养父亲竹轩公至京，竹轩公携小阳明一同进京。阳明抵达京城后，父亲为他请了塾师，在塾馆就学。据《年谱》记载，此事便发生在阳明在塾馆就学期间。阳明少年时，豪迈不羁，常常趁塾师外出，伺机率领同学们外出游玩。不料遇上了一名相士，让他一改往日野性，“每对书辄静坐凝思”。相士的话也很有意思，他肯定小阳明日后必定能够成圣，并以其胡须所抵达的位置，来评价其成圣的境地，先是“入圣境”，然后是“结圣胎”，*后是“圣果圆”。我们今天已不能知晓阳明的胡须*终是否能够“至下丹田”，然据今存《阳明燕居像》，可见其须“至上丹台”，当是没有疑问的。 相士的话，无疑启发了小阳明的“成圣”心愿。对于一个孩子而言，有人对他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一个莫大的触动，更何况还是一名相士。“成圣”这粒种子就这样在少年阳明的心田种下了。后来，有一次，他曾与塾师讨论过“**等事”： 尝问塾师曰：“何为**等事？”塾师曰：“惟读书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为**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龙山公闻之，笑曰：“汝欲做圣贤耶？”（《年谱》） 依世俗之见，自然是以像阳明父亲王华一般高中状元为人生**等事，所以，塾师的回答并没有错。然而，此时的小阳明在相士的激发下，已经萌生了更远大的追求，那就是“读书学圣贤”。龙山公，即阳明父亲王华，听闻之后，一时恐怕也并未在意，却不知阳明由凡即圣的一生从此便拉开了帷幕。 然而，毕竟太年幼，加上无人指导，故而，小阳明虽然有着朦胧的“成圣”之志，对于究竟应该如何成圣却并无清晰的认识。所以，也就只能随顺世缘，学习世俗文字。直到他十八岁那年，方才有了转机。 十七岁那年，阳明到江西洪都去迎亲，夫人诸氏是时任江西布政司参议诸养和的女儿。新婚合卺之日，阳明竟然独自行入铁柱宫，与一道士谈论养生之道，而后对坐忘归，次日清晨方才还归。次年，十二月，阳明偕夫人返归余姚老家，舟过广信，阳明登岸，拜谒了居住于此的名儒一斋先生（娄谅），一斋乃是康斋先生（吴与弼）的高足，与白沙先生（陈献章）、敬斋先生（胡居仁）为同门。《明儒学案》称其“少有志于圣学，尝求师于四方，夷然不屑曰：‘率举子学，非身心学也。’闻康斋在临川，乃往见之。康斋一见，喜之”。阳明前去拜谒一斋，一斋与语“宋儒格物之学”，并对他说“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一听，心下颇为相契。阳明之所以会去拜谒一斋，自然是缘于他心中那个朦胧的“成圣”之志。 阳明是一个行动派，听闻一斋讲论“宋儒格物之学”，又说“圣人必可学而至”，一时间，豪气顿发，返至余姚老家，便“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并切实的去行动了。考亭，即朱子（熹）。朱子晚年曾在考亭讲学，故又号考亭。然而，这一次，阳明的“成圣”之梦破灭了： 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年谱》） 这就是世人皆知的阳明格竹子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发生时间，众说纷纭。如钱德洪《年谱》将之放在阳明二十一岁那年，束景南先生《王阳明年谱长编》则将之放在阳明十五岁那年。然而，凡事必有其由，故我以为此事当发生在阳明拜谒一斋之后。受一斋激发，阳明笃信“圣人必可学而至”，于是“遍求考亭遗书读之”，进而发生格竹事件，时间应当是在阳明十九岁那年。据阳明自述，当时是两个人一起格竹子的，格着格着，两个人都“劳思致疾”了： 先生曰：“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传习录》下） 阳明高足王龙溪（畿）在《滁阳会语》中称其师“及为晦翁（即朱子）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所谓“几至于殒”，应当便是指阳明格竹而“劳思致疾”。于今人而言，恐怕是很难理解阳明为何要去格竹子。这就需要看一下朱子对《大学》“格物”“致知”的解说了。众所周知，《大学》乃是成圣之学。而成圣的入手处则在于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格物”和“致知”，阳明也明白这一点，所以，选择从“格物”入手，然而，他却误会了朱子的意思。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皆引自《大学章句》） 概而言之，朱子对“格物”的理解就是即物穷理，对“致知”的理解则是增进知识，即物穷理就可以增进知识，所以“致知在格物”。即物穷理的方法是：“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由此可见，即物穷理是认知的渐进，是认知的累积，终而抵达全然了解的。更重要的是，对于物理的穷究，*终要落实到吾心上来：“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故知朱子穷究外物之理，其实就是在体究吾心之用，穷究物理与体究吾心乃是不二的。吾心之用越明，对外物之理的认知就越清晰；对外物之理认知越清晰，吾心之用就越明。两者是相互促进的，*终实现的是双重结果：“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