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考古(第20集)

基思 马克尔瑞及其《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 邱克 （独立学者 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特约教授） 内容提要：海洋考古学的先驱之一基思 马克尔瑞（Keith Muckelroy）所著《海洋考古学》自197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各国海洋考古学研究和教学的必读书之一，至今仍然被广泛认为是海洋考古学里程碑式的奠基性著作。尽管四十多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海洋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但基思这部深思熟虑的著作及其对海洋考古学理论方法的研究依然是经典之作，至今还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即使这部《海洋考古学》属于四十年前的研究成果，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还没有一本其他著作能直接取代它的位置，这证明了基思的成就。本文通过对基思.马克尔瑞及其学术活动的介绍，希望对《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海洋考古学水下考古船舶考古基思 马克尔瑞 海洋考古学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半个多世纪的学科发展史上，英国海洋考古学家基思 马克尔瑞及其开创性的《海洋考古学》一直占有相当的位置。基思对于考古学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对沉船形成过程的研究，可以说长期无人超越，始终受到推崇。即使过了四十多年，仍然被称为“备受欢迎的补充”②。在大多数海洋考古学的课程中，不管是入门级或者深入级的，这部《海洋考古学》也一直被列为必读之书。有学者甚至说这部书应该得到跟西方考古学大师大卫 克拉克教授（David L.Clarke）代表作《分析考古学》一样的评价。 本文通过对基思 马克尔瑞及其学术活动的介绍，希望对《海洋考古学》的学术价值以及影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一、英年早逝 基思 马克尔瑞生于1951年9月6日，1970年考进剑桥大学考古系。剑桥大学考古系有一个灵活的研究传统，就是鼓励学生从**学年开始专攻某一项科目，也可以选择一个广泛的开始，第二学年再专注一门或者两门科目。显然，基思很早就对水下考古产生兴趣，第二年开始参加水下勘探小组（CUUEG），在潜水官杰夫 都伯里（Jeff Dubery）的指导下学习潜水。这个小组是1957年成立的，吸引了来自建筑、工程和自然科学的参与者，不完全是一个考古学团体，基思是该组织这些年唯一一位考古专业的学生，很快他就成为该组织的助理潜水员。 1973年，他带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潜水员组成的探险队，对利比亚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的水下港口结构进行调查、测绘和研究。同年，在水下勘探小组的推荐下，他加入了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组织的位于设得兰岛的发掘工作，主要发掘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肯内默兰号”沉船（Kennemerland），并在1974年共同撰写了关于该遗址的第二季发掘报告②。对这艘从荷兰运货到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武装商船的发掘是海洋考古学*早的实践之一。对基思 马克尔瑞来说，这个分散的遗址成为他研究沉船形成过程的主要焦点，他很快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实践者和理论家之一③。 在格雷厄姆 克拉克（Grahame Clark）教授和大卫 克拉克教授的指导下，基思 马克尔瑞于1974年夏天毕业并获得本科学位，来到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的圣安德鲁斯大学海洋考古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一职。这个研究所是1973年才成立的，基思在所长科林 马丁（Colin Martin）的带领下，共同从事发掘和研究沉没于爱尔兰和苏格兰沿海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船只“特立尼达 巴伦西亚”号和“大格里丰”号以及马尔海峡的“达特茅斯”号快速舰遗址，长达六年之久。在这个时期，正像基思在其前言中所提到的，他已经开始构思这部《海洋考古学》的结构和内容。其中*令人激奋的和富有创造力的真知灼见都是在与大海的直接联系中产生的。海洋使他的思想日臻成熟，并独具特色。 在1975年至1978年期间，基思在《国际航海考古学杂志》《世界考古学》《不列颠尼亚》和英国航海协会季刊《水手之镜》等**学术杂志上连续发表了七篇学术论文，弓丨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1977年，基思离开圣安德鲁斯，回到剑桥攻读研究生，他的兴趣集中于对欧洲青铜时代晚期沉船遗址的研究。对于英格兰南部沿海两处青铜时代沉船遗址的探索，充实了他的理论研究，并为他发展水下遗址调查和各种资料分析技术的方法奠定了基础。他以后陆续发表的著述，展示了史前遗址是如何以一种特有的方式使考古学记录熠闪光彩的①。 同年，基思接到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考古研究中心邀请担任考古潜水员一职，他的学术成就在英国学术界已经广为人知，无疑可以使他对海洋考古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起到持久和重要的作用。他热爱这一事业，并已经为之做出了如此卓越的成绩。10月，开始准备博士论文《论海洋考古学与晚期青铜时代跨渠道联系的几个问题》，并在12月完成了他**部学术著作《海洋考古学》的初稿。 1978年，他继续在“肯内默兰号”进行第五季的发掘工作，并担任水下探险小组（CUUEG）的考古主管。这一年，他的《海洋考古学》出版（图一），被誉为“由一位备受尊敬的英国海洋考古学家撰写的重要著作”，代表着“水下考古学时代的到来”。 1979年和1980年同样忙碌，他带领水下探险小组前往希腊的普利特拉，并对德文郡兰登湾附近的第二个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进一步调查，同时准备另外两部书稿的草稿。 1980年，基思.马克尔瑞刚刚过完29岁的生日，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却不幸在苏格兰第六大湖泰湖（Loch）的一次潜水事故中去世，年轻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才识过人的青年学者，实在是令人扼腕长叹！他的*后两部学术著作《水下考古学：世界水下遗址地图集》和《发现历史沉船》，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出版。 二、学有师承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专业在英国乃至全球都是声名卓著的，已有百年历史，一直被誉为考古学家的摇篮。这里不仅汇聚了全球***的导师和*先进的仪器设备，也孕育了学术界*新的研究理念。基思在剑桥大学有幸得到了两位著名考古学大师的教诲，让他的学术观念与以往考古学家所采用的传统主义或历史学方法迥然有异。基思《海洋考古学》一书也揭示了他如何师承往哲先贤的精髓，在史前考古学的基础上，坚持了20世纪70年代逐渐成熟的新考古学基本原则③。 有趣的是基思的两位老师的姓发音都是一样的，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和大卫 克拉克（David L.Clarke）。 格雷厄姆 克拉克教授（1907～1995年）是20世纪*重要的史前学家之一，专门研究中石器时代的欧洲史和古经济学。克拉克充满活力的研究领域包含了景观、经济和社会主题，而不仅仅是贴有标签的器物。他更关心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如何或为什么。这与其他考古学家过分关注器物类型相反。 从1972年起，克拉克开始大量参与使用新开发的科学技术来分析考古材料。受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考古模式的影响，克拉克利用民间传说和民族志来更好地了解史前的生存方式。尽管如此，他并没有不加批判地使用这样的类比，他相信当较旧和较新的社区之间存在持续的历史联系，并且他们都生活在非常相似的环境条件下时，它们才*有用。 克拉克助力将史前考古学确立为“完全专业的学科”，具有明确概述的目标和方法及基础。他是生态学、功能主义考古学方法的先驱，也是**位撰写全球人类史前史的考古学家。 基思 马克尔瑞非常推崇克拉克教授的代表作《考古学与社会》，尤其是关于遗址保护的一章，启发了基思《海洋考古学》的很多想法④。克拉克关于环境因素对遗址保存情况的影响分析、文化重建的思路深刻影响了基思。正如克拉克写的干热或湿冷的气候一样，基思写的是海流、海浪和风向。克拉克讨论不同类型的土壤，基思用同样的方法讨论了海床的坡度、地形以及不同的沉积物。基思将克拉克的气候和地质过程转化为水下分解和海床运动。克拉克关于社会行为的第三部分，同样启发基思讨论在水中的打捞活动。*终，基思破译沉船遗址形成的过程与克拉克描述人工制品生存或消失的章节异曲同工。 另外一位学者大卫 克拉克（1937～1976年）是格雷厄姆 克拉克教授的学生，以过程考古学（另译为“新考古学”）而闻名。1964年他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导师就是格雷厄姆 克拉克教授。 大卫 克拉克教授早期研究分析考古学，重视系统论、量化和科学推理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并将生态学、地理学和比较人类学牢牢地纳入考古学的范围内。他强调一个合格的考古学家必须具备这些学术知识。他的代表作《分析考古学》对基思的影响*大②。 大卫 克拉克试图建立一系列解释考古学数据的科学分析方法，并试图证明这些方法如何成为考古学的基础。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供其他考古学家遵循的指南，在这种情况下，基思就是这些考古学家之一。他对基思的统计学和系统理论的应用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并为他提供了可以进行分析和测试想法的框架。基思统计分析的大部分应用都采用了《分析考古学》中的观点。 《海洋考古学》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方式，也参考了《分析考古学》所探讨的社会子系统的体系。在探索海洋考古学这一新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时，基思通过不同层次的研究来充分估价出各个沉船遗址的意义，勾勒出这一分支学科的整个范围。这种分析层次与《分析考古学》中提出的分析层次非常相近，但克拉克教授采用周密的分析方法是为了从器物和器物组合方面获取大量的知识，基思则花了很多精力论及遗址及其形成过程。 克拉克教授知识渊博，且乐于提携后进，对学生给予极大的包容和鼓励，深受基思和其他学生的热爱。基思的这本《海洋考古学》就是1974年受克拉克教授的委托，成为其《考古学新研究》出版系列的一部分，于1977年12月完成的。可惜克拉克教授在1976年突然死于败血症，基思 马克尔瑞在前言中把《海洋考古学》作为献给老师的礼物。他深情地说：“令人悲痛的是，这本曾得到他大力支持的著作，现在却只能作为一件菲薄的奉献品来报答他的恩情了。” 除了这两位考古学大师之外，基思的导师还包括“世界水下考古之父”乔治 巴斯（George Bass）教授。1960年，他率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考古队员对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沉船进行的水下调查和发掘，是世界上*早并且*规范的水下考古实践。他建立的标准、理论及工作程序，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努力遵循的楷模④。他主编的《基于水下考古学的航海史》也是基思推崇的经典之作，在他的书中多次引用。巴斯教授认真阅读了基思的《海洋考古学》，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他将基思视为海洋考古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当然，他更喜欢基思的另一部专著《水下考古学》，因为他认为《海洋考古学》的研究过于学术化。 科林 马丁（Colin Martin）是基思在圣安德鲁斯大学工作期间的导师，他指导了基思对西班牙舰队船只的突破性研究，为基思提供该书许多观点得以产生的知识背景，还通读了全书初稿并和他讨论过其中的不少章节。他跟巴斯教授一样，已经花了十年的时间来完善水下调查和发掘的技术，并证明了这些成果与在陆地上获得的成果一样行之有效和富有价值。作为一个年轻的后来者，基思的角色是在这些基础上承嬗离合，将海洋考古学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正如许多人所评论的那样，基思的研究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自信的**步（图二）。 三、薪火相传 基思 马克尔瑞的英年早逝虽然留下了无尽的遗憾，让后人痛心惋惜，但他的名字并没有渐渐消弭，无人铭记。恰恰相反，四十多年来，基思形骸虽无但精神不灭，他的理论通过其《海洋考古学》承前草创，启后规模，影响了几代学者不断在海洋考古学这条艰难的路程上砥志研思，深稽博考。 曾经写过《考古学与船舶社会史》的美国布朗大学考古学教授古尔德（Richard Allan Gould）回忆说，他1977年在剑桥出版社见到基思之前，对海洋考古完全没有概念，由于跟基思多次兴奋的交谈才对海洋考古产生兴趣。“正是基思，而不是别人，将这种观念移植到我的大脑中，即水下考古学拥有学术上的合理性，而绝不只是神秘详细的航海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