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升级:理论、测度及中国对策

第1章全球价值链与中国产业链的发展及演变 1.1 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与发展 全球化是指国与国之间在经济贸易、跨境投资、人口流动和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存。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经历了两次明显的全球化浪潮。**次起始于工业革命时期，直至**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后衰退。第二次则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革新以及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生产中的跨国分工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实现成本*小化及*优化利用全球资源，众多企业选择将产品研发设计、购买原材料、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物流配送、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分散至全球不同经济体进行。附加值在每一个环节上被依次创造、累加，并通过国际贸易传递至下一个经济体负责的环节，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链。 Baldwin（2006）将全球价值链分工这一过程描述为全球化进程中的第二次“解绑”。**次“解绑”出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工业革命以后，随着运输效率的提升及运输成本的下降，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可以运输到不同地理位置的消费市场，与消费者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已不再是束缚企业发展的瓶颈，而消费者也可以在同一个市场上购买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产品。第二次“解绑”则更多地发生在生产者之间。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企业可借助电话、互联网等远程传达生产指令、协调生产进度，进而使跨越国境的生产分工合作成为可能，贸易壁垒的下降及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加速了国际分工的发展。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迅速发展推动着全球贸易逐步地从*终品贸易走向中间品贸易。根据WTO的数据，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已占到2/3（其中在东亚地区贸易中占到4/5），而20世纪90年代这个比例只有1/3。*终产品的生产从一个国家单独制造发展为多个国家集结优势资源、协同生产、服务全球市场。发展中经济体也凭借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融入全球化生产，生产阶段的标准化、专业化分工带来了全球产业链的急剧扩张。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全球经济系统的本质内容。 在全球化起伏发展进程中，**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制造业中心发生了六次较为明显的调整（崔晓敏，2021）。**次调整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爆发工业革命，纺纱机、蒸汽机等发明帮助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随后向欧洲大陆辐射，德国逐渐开始成为制造业重地。第二次调整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逐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技术与制造业中心。这一时期，电力、钢铁、化工、铁路和航空等迅速发展，工业生产开始呈现规模化和标准化的特征。第三次调整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依然是全球的科技和经济中心，但在美国的扶持下，德国、日本工业开始恢复，一些制造业开始向两国转移。第四次调整则发生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德国、日本人力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服装等行业开始向劳动力禀赋高、要素成本低廉的亚洲四小龙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转移。第五次调整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劳动密集型行业及生产环节从亚洲四小龙地区向中国大陆（内地）和亚洲四小虎地区（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转移。这一时期，全球价值链分工开始蓬勃发展。第六次调整则主要是中国加入WTO之后逐渐成为世界工厂和*大的出口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不断攀升，中国面临的贸易保护主义增多。尽管中国仍然保持着全球制造工厂的地位，但劳动密集型产业已在涓滴式地向生产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和非洲等地区转移。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布局或加速调整。 整体上，21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逐步从“亚太—欧非”两极模式演变为北美、欧洲和亚洲三足鼎立的局面（鞠建东等，2020）。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亚太地区经济体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社团”，形成以美国为中心、日本为副中心的亚太产业链。欧洲和非洲国家则构建了以德国、英国和法国为核心的欧非产业链。21世纪初，亚洲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增强，逐步从“亚太社团”中分离，形成了与欧洲、北美产业链规模大体相当的亚洲产业链，并以中国为中心，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副中心。这一时期，全球产业链调整有两个鲜明特征。**，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间的贸易往来加强，尤其是欧洲、北美与亚洲产业链间的贸易往来明显增强，产业链关联愈发紧密。第二，欧洲和亚洲区域内贸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形成北美、欧洲和亚洲产业链“三足鼎立”的格局。未来，在“一带一路”和RCEP等合作倡议与协定的带动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或将进一步提高。 1.2 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及核算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形成以来，已有众多学者就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内涵、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开展了理论研究，提出的模型方法从产品—企业—产业多个层面开展全球价值链的核算，这些全球价值链的理论及核算研究为本书后续章节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研究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1.2.1 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及理论研究 价值链的概念较早由Porter（1985）提出，描述的是单个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被细分为若干相对独立，但在功能上又彼此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这些经营活动创造的价值进而串联形成价值链的*初形态。考虑到企业间交流与协作的日益频繁，Porter（1985）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上承供应商、下接分销商的价值链系统概念，将原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价值链拓展到企业间。管理学领域亦将这种企业间的纵向合作称为供应链管理。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的下降及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供应、生产和销售等的合作不再局限于某个区域或者某个经济体内，跨地区、跨国企业之间的纵向合作成为可能。面对这种变化，Gereffi和Korzeniewicz（1994）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链上的参与者从某个国家内部扩展至全球的各类企业或机构，从而实现资源的全球性优化配置。为了摆脱商品一词的局限，并突出价值在生产网络中的创造和传递，Gereffi（2005）采用了全球价值链的术语，考察国际生产网络的治理结构与网络内企业之间价值分布。类似的概念还包括国际供应链、跨境生产网络和全球垂直生产网络等。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全球价值链更强调全球化生产过程中的价值创造过程，因此，在现在的经济学研究中更为常用。 价值链与供应链、产业链三者相互联系，但也具有一定的差异。价值链强调的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和运输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的各种活动所创造的价值形成的链条或网络。供应链强调的是在生产及流通过程中，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终用户活动的上游与下游企业所形成的网链结构或投入产出关系。狭义的产业链包括价值链和供应链两个方面，广义的产业链除了狭义产业链之外，更包括产业间的网络关联。整体上，产业链、供应链反映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分工协作网络，它既不同于基于产业间分工而形成的网络，也不同于基于产业内分工而形成的网络，而是一种基于产业链分工而形成的网络，其典型形态是模组化纵向网络。其运作逻辑是，一种产品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环节被片段化，各个片段需通过链式集合后才能形成*终产品。 生产分工的全球化和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不仅使得价值链的概念产生了延伸与转变，也使得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产生新的发展。在传统的贸易模型中，国家间的分工主要发生在*终产品层面。然而，随着生产分工从企业内部走向企业间、区域间直至全球化，传统贸易模型中有些基于*终品贸易的设定已经不再适用，在这一背景下，序贯生产（或分阶段生产、垂直专业化生产等）和任务贸易等概念被引入传统贸易模型中，从而更好地反映全球价值链分工形态。 任务贸易由Grossman和Rossi-Hansberg（2008）提出，这一概念将全球价值链上贸易的范围从*终产品、中间投入品等实物扩展至附加值创造的每一个环节，即每一项任务，每项任务依靠不同的生产要素完成。企业可将任务外包给国外企业完成，不同类型的任务具有不同的经济收益和离岸生产可行性，因此，企业将在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评估后再决策将哪些任务外包。任务贸易使得附加值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被创造，并通过国际贸易在价值链网络中传递，进而又形成了增加值贸易的全新概念。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一个国家已不仅仅是在*终产品层面分工生产，往往集中于价值链上的特定环节进行生产。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价值链上的分工结构？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要素禀赋理论等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别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分工结构和国际贸易格局。然而，一些新的理论模型研究表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影响着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格局。例如，Baldwin和Venables（2013）从企业外包决策的角度对全球价值链上的生产结构进行了分析。该研究将产品的生产结构分为蛛形和蛇形两种：前者表现为某一个生产环节（如装配）处于核心节点，其余环节均与之相连；后者代表了从上游至下游的依次生产模式。在实际生产中，两种组织方式往往混合出现。企业在组织生产时需进行抉择，一方面，地理位置上的靠近可降低相邻环节间的协调成本；另一方面，不同环节的生产中所使用的要素比例不同，进而可通过外包来利用国家间的要素价格差异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终的均衡分工格局并非仅由国家间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还会受到各环节间协调成本的影响，并与产品生产结构（蛛形或蛇形）相关。Costinot等（2013）从技术差异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价值链上的分工决定因素。该研究将技术差异表示为一国在生产中的出错概率。基本模型假设为：一件产品的生产包含若干前后连续的步骤，且每一步都存在出错的可能，一旦出错，将无法继续下一步的生产。该模型在自由贸易均衡下存在唯一解，国家间生产率的绝对差异（生产率高的国家在每一步生产中犯错的概率都较低）决定了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由于生产后期的犯错代价较高，因此生产率高的国家集中在更接近*终产品的价值链下游生产。 Antràs和Chor（2013）首次在新新贸易理论框架下，结合产权理论与连续生产模型，将全球生产视为连续的序列过程，建立了厂商组织形式选择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如何影响*终品生产商与不同上游供应商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如何沿着价值链来配置控制权以引导上游供应商贡献其*大的努力程度。该研究表明，沿着价值链的所有权*优配置取决于生产阶段是序贯互补的还是替代的。当*终产品商面临的需求弹性大于投入可替代性时，投入是序贯互补的，则存在唯一的临界值生产阶段，在其之前的相对上游阶段生产工序都外包，而在临界值之后的相对下游的所有生产工序一体化生产。反之，需求弹性相对低于投入可替代性，阶段投入是序贯替代的，得到相反的结论，对相对上游阶段生产工序的*优策略是一体化生产，相对下游生产工序的*优策略是外包。 1.2.2 全球价值链核算 传统的贸易数据以贸易总额为统计基础，无法区分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序贯生产过程中各生产环节的价值创造者。一国的出口额既包含了本国创造的附加值，又包含了来自之前所有生产环节的累加部分，产生重复计算问题，扭曲了双边及多边贸易的不平衡状况。随着全球化分工的日益细化、中间品贸易比重的提高，这一问题愈发严峻。为正确衡量各经济体在全球化分工中获得的经济收益，多种全球价值链的核算研究应运而生。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全球价值链的核算研究可以概括为四类：通过企业调查数据和贸易数据对单个产品或单个产业进行研究；利用单国投入产出模型对一个国家进行分析；从区域或全球角度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利用大样本微观企业数据计算企业、行业和总体的出口增加值率。 对某种产品或某个产业的全球生产链的追踪，主要是在企业数据和贸易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估计和推算进行研究。比较典型的案例分析包括苹果产品和诺基亚手机等。这些研究大都揭示了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生产链，尤其是技术密集型生产链中获得的增加值是非常有限的，而大部分增加值被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所获得。案例分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打开了视窗，但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