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望关河 中国边塞环境与历史文化

第六章 “瀚海”新论——历史时期对
蒙古荒漠地区认知进程的研究

引言 古地名的环境史

关于蒙古荒漠与 “瀚海”(或称 “翰海”)问题的认知,对于北方边塞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历史时期对蒙古荒漠地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认知过程似乎始终与 “瀚海”一词的认定与解析分不开。但是,迄今为止,古今学者对 “瀚海”一词的解释不尽相同,对 “瀚海”景观的认定尚没有明确的结论。或以为指贝加尔湖;或以为 “瀚海”乃 “杭爱”一词的异译,为杭爱山之别称;或以为 “瀚海”即 “旱海”,即为戈壁沙漠之泛称。① 事实上,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自然地貌景观本身不可能一成不变;另一方面,不同时代人们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水平又相差悬殊,因此,即使对同一片自然区域,不同时代及不同视角所得到的定义或内涵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而后世研究者据之所作出的单一性的、片断式的认定与诠解,很难全面系统地反映出自然景观的历史风貌变迁的客观过程。
笔者以为,地理认知或地理知识体系的构建,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瀚海”一词,正是从一个侧面非常典型地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蒙古荒漠地区认知的进展状况。考释“瀚海”一词,全面而系统地揭示这一认知历史的复杂演变过程,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的地理认知状况与水平,远比简单的归纳与判定工作更为重要,这也就是历史地理诠释学 (The Hermeneutic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与传统地名考据学之间*大的差别。
历史时期对于 “瀚海”及蒙古荒漠地区的认知进程是相当曲折与复杂的,而 “瀚海”(或 “翰海”)一词也在不同的时段承载了截然不同的内涵与限定。两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主要通过军事远征行动来探知长城以北的地理状况。“瀚海”作为塞外荒漠间的巨大水体,与 “大幕”“大漠” “大碛”等荒漠词汇存在明确的差异,有着较为明确的方位。唐代在漠北地理探知方面取得了突破,但 “瀚海”一词也出现了指代宽泛化的倾向,成为漠北地域与所居部族的代名词。时至宋明时期,“瀚海”则有了指代“旱海”即荒漠的趋向,出现了认知上明显的 “迷失”与倒退。因各种有利的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清代在荒漠探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少研究者不仅实地踏勘了蒙古荒漠地区,而且力求从语源及成因等诸多方面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大大促进了关于蒙古荒漠地区的认知程度。另外,清代研究者不仅开始广泛运用 “戈壁”一词,还有意在实际运用中与 “瀚海”区别开来,分别指代西北(新疆)与内、外蒙古之间的两大荒漠地带。
笔者试图在全面梳理历史文献以及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从地理知识论 (Geosophy)的角度出发,以 “瀚海”一词内涵的变迁为线索,力求系统翔实地展现历史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蒙古荒漠地区复杂而曲折的认知历程,通过对 “瀚海”问题的全面考释,力求展现历史地理诠释学与传统地名考据学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以此作为推动传统地名考订与文献考据学向符合当代学术发展趋势的历史地理诠释学转变的一个尝试。

唐代以前的北征行动与 “瀚海”认知

对于地理区域的认知,理应本于实地考察及由实地考察获取的相关资料,即所谓 “实践出真知”,对蒙古高原荒漠地区的认识也应如此。然而,出于时代及地域的局限,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于蒙古荒漠地区的早期认知却主要是通过军事征伐的途径获得的。这在唐代以前尤为典型,史籍记载的三次著名的北征行动,实际上成为三次横穿大漠的实地踏勘之举,而中原人士对蒙古沙漠及 “瀚海”景观的认知与记述,也主要源于这三次北征的经历及见闻。
西汉武帝元狩四年的北征
“瀚海”,在中国古籍中原本作 “翰海”,*早出现于 《史记》关于元狩四年 (前119)汉朝军队北征匈奴的记载之中。据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汉朝军队北征匈奴,汉武帝“令大将军 (卫)青、骠骑将军 (霍)去病中分军,大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①。此次北征获得重大战绩,如(卫青部)“行斩捕匈奴首虏万九千级,北至阗颜山赵信城而还”。寘颜山 (或称阗颜山、窴颜山),大致在今蒙古高原杭爱山南面的一支。又如 “汉骠骑将军 (即霍去病)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贤王接战,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余级,左贤王将皆遁走。骠骑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②。狼居胥山,为今蒙古国境内的肯特山。
因为蒙古地区地域广袤,地形复杂,行程中所见景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取的路径。据相关文献关于这场战役的描述可知,当时,在汉武帝的直接指下,卫青与霍去病率汉朝军队兵分两路:卫青所率汉军自定襄郡 (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出发北上,可称为 “西路”或中路。又据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卫青部又有 “东道”之分。 “大将军之与单于会也,而前将军 (李)广、右将军食其军别从东道,或失道,后击单于。”西汉名将李广当时跟随卫青北征,奉命自“东道”北行。“东道少回远,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结果,李广部在北行途中迷路失期,因此并没有深入漠北腹地,与匈奴正面作战。霍去病 “出代 (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右北平(郡,治今天津蓟县)二千余里,直 (匈奴)左方兵,所斩捕功已多于青”,应称为 “东路”。
与 《匈奴列传》相印证,“翰海”也见于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汉武帝在褒奖霍去病的诏书中对霍去病的征程与功绩作了更为细致的说明。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济弓闾,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卤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

由东、西两路的行程比较可知,与霍去病东路军*大不同的是,卫青所率西路军并没有 “登临瀚海”的经历。由此可推知,当时文献中所指 “瀚海”应在蒙古荒漠的东部地区。
与漠北地区自然景观直接相关的记录,是 《史记》等史籍中关于 “幕”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汉武帝的诏谕中,东路之霍去病部行程又有 “绝大幕”的记录,征程较为漫长。而西路之卫青部兵出定襄后,只有 “度幕”之经历,而匈奴单于布阵于幕北,卫青部出塞千余里,即与单于兵相遇。以此推想,从西路北上,“幕北”匈奴部距离汉朝西部边塞仅有千里之隔。卫青部又向西北追二百余里,则至寘颜山,即已行至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面。
东汉永元元年的北征
东汉时期横贯大漠的北征,是永元元年 (89)窦宪等率领军队征讨南匈奴部众的大规模北伐行动。此次北征也是大获全胜,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战绩。据 《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当时东汉军队北征,同样兵分两路,一出鸡鹿塞 (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一出稒阳塞 (在今内蒙古包头市东),首先会师于涿邪山(在今蒙古国阿尔泰山东南部一带),后又经稽落山,*后抵达私渠比鞮海,并登燕然山, “去塞三千里,刻石勒功”。燕然山,即指今蒙古国境内的杭爱山,私渠比鞮海应为今蒙古国境内的本查干湖。
当时从征人员中有著名史学家班固,班固在奉命撰写的纪功铭文中提及了军队的征程往返路径。

……遂陵高阙 (塞,在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联合旗西南),下鸡鹿 (塞),经碛卤,绝大漠……于是域灭区单,反旆而旋,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蹑冒顿之区落,焚老上之龙庭……①

据此可知,东汉军队的这次大规模北征,由于大获全胜,因而得以较为从容地凯旋,并非来去匆匆,走马观花。窦宪、班固等人因此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参照以往文献与图籍,较为全面地考察漠北地区的地形与地貌。就北征距离而言,窦宪所率东汉军队的北征已超过了西汉,但是,据文献资料判断,其选取的路线应属西路或中路。应该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条路线上,窦宪等人并没有遇到 “瀚海”,更没有登临 “瀚海”之举,这就再次证明 “瀚海”应在蒙古高原东部区域。
班固在铭文中没有指明 “大幕”,也没有提及 “瀚海”,却提出了两个后世极为通行的蒙古沙漠的名称—— “大漠”与 “碛卤”。

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北征
北魏时期,分布大漠南北的柔然人 (即 “蠕蠕”)强盛一时,对北魏边境地区形成了严重威胁。向漠北地区的*大规模的北征,发生于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期。拓跋焘于神 二年 (429)亲自统率北魏军队北征柔然,取得重大胜利。据文献记载,当时北魏军队也是兵分两路:一路由拓跋焘亲统,出东道向黑山 (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北);另一路由大将长孙翰统领,从西道向大娥山。五月,次于沙漠南,舍弃辎重,向北奔袭,行至栗水之时,柔然酋长大檀率部仓皇西逃。 “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六月,车驾次于菟园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渡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①《魏书·崔浩传》对于此次北征的记载又有补充,如云: “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栗水为今蒙古国境内的翁金河,菟园水为推河 (或以为图拉河)。弱水即张掖水,即今内蒙古西部的额济纳河。
与 《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可相互印证,拓跋焘的北征路线,与东汉窦宪的路径*为接近,*远距离也相仿,即距塞三千余里。然而,北魏军队进入漠北地区后,东西纵贯,征程覆盖面更为广阔。 《魏书》所载的 “瀚海”,当时已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分界标志。“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东西五千余里”,显然, “瀚海”位于蒙古高原东部边缘地带,张掖水(弱水)与 “瀚海”之间的距离应超过五千里。《魏书·蠕蠕传》又载:正光四年 (523),柔然部落发生饥荒,故入塞寇抄。肃宗派遣李崇率大军出讨,“出塞三千余里,至瀚海,不及而还”。此处记载较为简略,并没有标示瀚海的位置,只是说明瀚海在距塞外三千余里之地。
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中外的学者关于 “瀚海”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唐朝以前所见的 “瀚海”相关文献资料的诠释。关于这个 “翰海” (瀚海)之意义解析,又可以 《史记》三家注为代表。首先,唐代及唐代以前学者的意见可归纳为以下两大类。
**类意见是将翰海等同于 “北海”,如 《史记集解》引如淳之言曰: “翰海,北海名。”① 不少中外研究者同意这一观点,将“北海”解释为今天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② 塞外之 “北海”,*早见于 《史记·匈奴列传》。如汉武帝时,匈奴单于将汉朝使者郭吉扣留,“迁之北海上”。 《史记正义》称: “北海即上海也,苏武亦迁也。”晋人张华 《博物志》卷一对此进行了说明: “汉 [漠]北广远,中国人尠有至北海者。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北伐单于,至瀚海而还,有北海明矣。 (原注:周日用曰:余闻北海,言苏武牧羊之所,去年德甚迩,秪一池,号北海。苏武牧羊,常在于是耳。此地见有苏武湖,非北溟之海。)”
关于 “北海”的风貌,我们从 《汉书·苏武传》中可窥其一斑。苏武也是西汉时期曾经长期生活于匈奴地区的汉族官员之一。该 《传》载称:匈奴威逼苏武降服未果, “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网纺缴,檠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既然苏武在 “海上”既可以游牧,又可以掘野鼠充饥,那么可以肯定,苏武所居之 “北海”,并不是碧波万顷的沙漠湖泊,而更像是牛羊繁衍的广阔草原。
第二类意见是将 “瀚海”认定为沙漠中的宽阔水域。如①唐代张守节 《史记正义》云:“案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鸟解羽,伏乳于此,因名也。”③ 仅就 “登临”一句文义上讲, 《史记集解》又转引张晏云:“登海边山以望海也。”④ “瀚海”无疑是一个面积广大的水域景观。②唐代司马贞 《史记索隐》按语称: “崔浩云:‘北海名,群鸟之所解羽,故云翰海。’ 《广异志》云 ‘在沙漠北’”。虽然如淳将瀚海释为 “北海”,并不同于张晏、崔浩等人将 “翰海”释为群鸟聚集的大海,而两者相同之处便在于都将“瀚海”范定为面积广大的水域景观。
其次,在 《史记》三家注之外,清代及现代学者对汉唐以前的 “瀚海”主要又有两种认定意见。
**种意见就是以 “瀚海”为蒙古大沙漠区的代称。这是清代学者*具代表性的观点。如齐召南在 《汉书》注释中云: “按:翰海,《北史》作 ‘瀚海’,即大漠之别名,沙碛四际无涯,故谓之海。张晏、如淳直以大海、北海解之,非也。本文明云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余里,则其地正中大漠,安能及绝远之北海哉?且塞外遇巨泽大湖,通称为 ‘海’。如苏武牧羊北海上,窦宪追至私渠北鞮海,皆巨泽大湖,如后世称阔滦海之类,非大海也。”①稍加比对可以看出,齐召南的解释本身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方面认定 “瀚海”为大漠之别名,另一方面又确认塞外巨泽大湖可以称为 “海”。只是因为霍去病等人出塞仅二千余里,正好处于沙漠之中,所以不可能到达绝远之 “北海”。齐召南的立论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一方面,他并没有搞清 “北海”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仅以距离来判定 “瀚海”的特质。既然塞外之巨泽大湖可以称为 “海”,那么为何 “瀚海”不可以是当时面积相当可观的湖泊呢?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境内,面积广大的高原内陆湖泊并不罕见,并非只有 “北海”“私渠北鞮海”等。
第二种意见是以现代学者岑仲勉先生为代表的解析。在 《自汉至唐漠北几个地名之考定》一文中,岑仲勉先生对 “翰海”(瀚海)地名进行了相当细致而全面的考订。然而,在文章中,岑先生所用文献,并不局限于汉唐之际,其*终结论主要受元代刘郁(《西使记》的作者)、清代李文田 (《元朝秘史注》的撰著者)等人的启发,认定 “瀚海”不是沙漠,也不是湖泊,而为 “杭爱山”之别译。①
笔者以为,隋唐以前对 “瀚海”的认定与解析工作,对我们今天了解 “瀚海”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与辅助价值,同时,也显示出传统历史地名考订工作的诸多特征与局限性,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首先,对于同一地理名称,出现如此多样的解释,*重要的原因是各位解释者均受时代限制,即每位解释者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地理认知总体水平与趋向的影响。由于年代久远,且文献记载较为有限,唐代以前的 “瀚海”景观留给后世人的印象已变得相当模糊,后代学者在注解中往往容易将后世的认知水平直接加于古人身上,其实,对于这种做法要特别慎重,因为这不一定符合原文之意。不少解释者并没有亲自深入蒙古地区,他所听到及领悟到的,均源自当时学者与士大夫的群体性认识。这种群体性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解释者的观点。这一点在齐召南的解释中是相当突出的,因为将蒙古高原荒漠统称为 “瀚海”,是清代学者们的通行看法,故而非常容易忽略其他意义的分析。
其次,从求实求真的角度出发,在历史时期地名及地理景观的考订问题上,应尽量适用 “时间就近”原则。如就唐以前所见“翰海”的地理风貌言之,是水体而非沙漠,这一点是较为肯定的。如班固在 《汉书·叙传》有 “述卫青霍去病第二十五”条中有“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之语,班固本人有横穿沙漠的经历,但没有登临 “翰海”,然而,在他的诠解中,“翰海”显然是可以饮马的水体景观,这一带有文学色彩的意象性诠解,对于后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又以如淳及北魏名臣崔浩为代表的唐以前学者们的意见也值得充分重视。因为从西汉至北魏不仅有对大漠南北地区的北征活动,更有与蒙古地区各民族的频繁交往,这些对于崔浩等人了解 “瀚海”的实际风貌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北魏作为一代强盛的北族王朝,当朝人士获得了更多关于蒙古荒漠地区的信息与认识。其中,北魏名臣崔浩更是拓跋焘北征柔然行动的出谋时人心目中,“瀚海”不是荒漠,而是一类水体景观,是可以确定的。如淳、崔浩所云 “北海名”,完全可以理解为某个北方大型内陆湖泊的名称,即 “漠北之海”,并不一定就是专指贝加尔之古名—— “北海”。可与崔浩意见相佐证的是,如北魏人士张伦在熙平年间有关柔然问题的奏表中又有 “饮马瀚海之滨,镂石燕然之上”之语,显然在当时人心目中, “瀚海”绝不是荒无人迹的沙漠。而这种表述并没有受到时人的反驳,显然说明与实际情况没有太大出入。② 又如宋代学者吴仁杰在 《两汉刊误补遗》卷八“北海”条中指出: “……匈奴中有翰海、勃鞮海、私渠海、伊连海,与于阗、条支所谓 ‘两西海’及北匈奴所谓 ‘两北海’,皆薮泽或海曲耳,非真西海、北海也。”这同样肯定了唐代以前 “瀚海”作为水体景观的地理特征与风貌。
再次,唐代以前与蒙古沙漠地貌相关的词语有 “幕”或称“大幕”,以及 “幕南”“幕北”及 “沙幕” “大碛”等。而我们可以证明:从两汉到南北朝时期,“瀚海”或 “翰海”一词,与 “大幕”或 “大漠”“碛”“大碛”等词语,是无法等同或相互取代的。如西汉元朔六年 (前123),汉朝军队北征,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对此 “幕”字,诸家之解释基本相同。如《史记集解》引应劭曰: “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也。”又引臣瓒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绝。”③ 颜师古对此补充道:“应、瓒二说皆是也,而说者或云是塞外地名,非也。幕者,即今突厥中碛耳。李陵歌曰:‘径万里兮渡幕’。”④ 可见,此 “幕”应为一个具有阻隔作用的沙幕地带。又如汉元帝在位时,郎中侯应曾上书论边事云:“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多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① 推其语意,从边塞到阴山东西千余里之地,应是所谓 “幕南”的地域,汉朝军队斥夺这一地区,就将匈奴驱入幕北,阴山一带是幕南地区的核心所在。又据 《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时,在汉朝军队的反击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史记正义》解释说:“匈奴旧以幕为王庭。今远徙幕北,更蚕食之,汉境连接匈奴旧地以北也。”②
那么,“瀚海”与 “沙幕”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显然,在古人眼中,“瀚海”与 “沙幕”根本不能简单等同起来。如从文献记载可推知,因为面积广大的沙幕横亘在幕南与幕北之间,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处。霍去病率军是在 “绝幕”后才登临瀚海的,而卫青在往返 “绝幕”之后也没有看到瀚海。西汉著名文士扬雄曾在上书中回顾当时北征的盛况: “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翰海。”③ “绝大幕”之后方至 “翰海”, “翰海”与 “大幕”并列,“瀚海”只是幕北地区的一处特殊地理景观而已。因此,后人(特别是清代学者)将 “瀚海”解释为整个漠北沙漠,显然与古人的本意是有较大差距的。
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与蒙古荒漠地貌相关,“碛”“沙碛”“大碛”等名称也逐渐为中原人士所熟知,与 “瀚海”之名不同,“碛”“沙碛”“大碛”的地貌特征从一开始便是相当明确的。对于“碛”字的本义,元代学者熊忠所编 《古今韵会举要》的解释*为明晰:“虏中沙漠曰碛。”如 《魏书·太祖纪载:登国六年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之及于大碛南床山下,大破之,班赐从臣各有差”。关于大碛南床山的方位,元代学者胡三省释云: “是时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床山,盖在大碛之西。《北史·帝纪》作 ‘南商山’。”① 对于当时的中原人士而言,这个 “大碛”的方位是相当明确的,如 《魏书·陆俟传》又载云:“世祖亲征赫连昌,诏俟督诸军镇大碛,以备蠕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