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卢梭、马克思与我们: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反思

本书特色

1.本书分析了卢梭政治哲学隐含的危机，也澄清了其在法国大革命中遭受的误解。

2.本书指出，卢梭政治哲学在近代中国具有相互矛盾的两种形象——激进和保守，也因此产生了广泛影响。

3.本书以独到的视角，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置于现代性的熔炉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对话。

内容简介

本书旨在以卢梭、马克思与当代人的生存境况作为线索，分析现代性的政治规范从一开始就隐含的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引发的一系列思想史的事件。在本书中，卢梭与马克思将作为现代性不同阶段的思想家之代表，以其批判呈现哲学之界限，以其理念勾勒哲学之责任。本书通过分析卢梭针对启蒙主义“不合时宜”的批判，探究现代性与政治伦理不可调和的矛盾；通过解读马克思“扬弃”哲学的激进倾向，以及这种倾向在现代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实现，理解现代性危机对传统价值话语的挑战，以及这种挑战所引发的哲学的自我否定与反思。

相关资料

18 世纪以来，新科学与文明新形态的关系就始终是哲学的时代问题。但是，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一个方面，相比宏观的文明新形态或历史新阶段，科学实验与技术应用的新特征则更为具体与特殊。因此，在资本主义主导的近现代文明形态初期，以卢梭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普遍有着文明焦虑：一方面预判了这一文明形态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与价值危机，另一方面却无法依据古典的经验来判断科学与艺术的未来走向。而到了大工业资本主义的文明阶段，面对业已呈现出完整形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国家政治，马克思得以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从而提炼出作为历史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而分析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结构性矛盾与未来文明形态的必要条件。今天的我们，在面对尚待展开的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之时极易陷入卢梭式的“文明焦虑”，但是并不应就此返回到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结构或者浪漫主义的“思乡愁绪”，而是要以历史科学的方法与态度直面仍然束缚着科学、生产力与人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展望文明形态真实且普遍的发展。 纵观历史，科学总是与文明形态紧密相关。科学是文明的标志。在有经验而无科学的时代，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标示着原始与蒙昧的文明阶段；而在科学萌芽与发展的时代，竞相更新的数学和物理学，青铜器、铁器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生产工具，标示着更为清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分期与内在特征。科学又是文明的动力。40 多年来，“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177 年前，马克思则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集中体现在科学技术对生产工具的改变，即“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1 但是科学并不是文明的全部，文明形态的发展也不能被等同于科学的进步。近代以来，在资本、政治权利、市民社会和意识形态所构成的文明谱系中，科学无法独善其身地成为完全自决与独立的历史要素。甚至在近代科学产生与应用的*初阶段，人们就不无担忧地思考着科学之于文明进步的价值的相对性。启蒙运动至今，卢梭和马克思无疑是两个至今仍然有效的思想坐标。前者标示出由哲学而至政治的解放方案，后者标示出由哲学而至历史的解放方案。以卢梭为起点的政治建构呈现出人类以政治解放延续文明的努力，其中既能看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19 世纪德国自由主义者对基于个人权利的现代社会的追求，也能看到康德和罗尔斯对现代政治价值的建构。以马克思为起点的历史解放体现的则是对作为总体的社会现实（卢卡奇语）的改造，其中既包括了一个多世纪的工人运动对现存社会结构的挑战，也包括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对新文明的不懈探索。

作者简介

包大为，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政治哲学。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重点项目“古今之辨的启蒙政治哲学方法论及其批判”，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批判维度研究”。已出版《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伦理批判维度研究》等著作，出版译著《历史主义与民族精神：启蒙语境中的赫尔德》（合译）。曾在《哲学研究》《文学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独作论文60余篇，研究成果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