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知宋·宋代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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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家齐主编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类榜单：历史

分类：历史 > 中国史 > 隋唐宋元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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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213117725
装帧：精装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16开
页数：328
出版时间：2025-01-01
条形码：9787213117725 ; 978-7-213-11772-5

内容简介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两宋时期尤其如此。我们这一套“知宋”丛书，旨在为有一定文史基础并有兴趣进一步了解两宋历史的读者，提供一个方便学习的门径。《知宋·宋代之交通》分“陆路编”和“水路编”，重点关注陆路交通线的具体走向和驿传设置、漕运网络、海上交通等内容。全书共收录十一位学者的十三篇经典论述，以期呈现宋代交通的概貌，并带领读者从交通的视角理解10至13世纪，伴随经济重心的转移、信息增量的空前、对外交流的频繁，宋代经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

前言

导论
曹家齐
交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和基础保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盛衰，亦无不表现在交通的建设与成就方面。然交通之建设与发展因乎地理，成乎地理，虽今日之空中交通，亦莫能外。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存立，莫不迁就于因山川地理所成的交通形势。10—13世纪的两宋王朝之立国，尤为如此。其国家的财政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统治秩序维持等立国之计，甚是仰赖当时之交通。
一、交通：两宋定都汴京和临安的因与果
周秦汉唐时期，中国王朝的都城多在长安和洛阳，唯六朝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但无论建都何处，易守难攻的地理之险是必需的选项。但从五代开始，北方王朝的建都地则逐渐舍弃长安和洛阳，向东和东南、东北转移，从此开启了中国王朝建都的新格局和历史新时代。五代之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四个皆建都开封。北宋继立后，仍然建都开封，称为汴京，为时160多年。后又有伪齐和金朝短期在此建都。此后，南宋建行都于临安府，元、明、清三朝皆建都北京（明初短期建都南京）。导论 曹家齐 交通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之一，更是人类文明发展及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和基础保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盛衰，亦无不表现在交通的建设与成就方面。然交通之建设与发展因乎地理，成乎地理，虽今日之空中交通，亦莫能外。故自古以来，国家的存立，莫不迁就于因山川地理所成的交通形势。10—13世纪的两宋王朝之立国，尤为如此。其国家的财政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统治秩序维持等立国之计，甚是仰赖当时之交通。 一、交通：两宋定都汴京和临安的因与果 周秦汉唐时期，中国王朝的都城多在长安和洛阳，唯六朝都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但无论建都何处，易守难攻的地理之险是必需的选项。但从五代开始，北方王朝的建都地则逐渐舍弃长安和洛阳，向东和东南、东北转移，从此开启了中国王朝建都的新格局和历史新时代。五代之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四个皆建都开封。北宋继立后，仍然建都开封，称为汴京，为时160多年。后又有伪齐和金朝短期在此建都。此后，南宋建行都于临安府，元、明、清三朝皆建都北京（明初短期建都南京）。 开封与长安、洛阳相比，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北宋建立之初，曾为定都洛阳还是开封展开过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仍是放弃有险可守的洛阳而都开封，则主要考虑的是开封便利的水路交通条件，便于运输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的粮食入京。正如秦观所称：“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诸水参贯其中，车错毂击，蹄踵交道，舳胪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 唐代建都长安后，关中地区的资源渐渐无法满足王朝政治中心的需要，而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转移。为解决这一问题，唐高宗时便着重营建东都洛阳，武则天时称为神都，以之作为能够满足中央官兵和民众物资需求的新的政治中心。这是因为，洛阳居于隋开大运河的中心，便于漕运东部与东南产粮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尽管唐玄宗以后曾任用裴耀卿、刘晏等改革漕运制度，将一定数量的物资运抵长安，但洛阳至长安的运输成本相当高。又由于唐代后期战乱不断，洛阳以东的运道亦渐渐湮阻，而处于平原的汴州（开封）之地位日益凸显。故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皆以开封为都，并先后称为东都和东京。宋朝立国后，在有险可守和能够满足京师物资供应这两个不可兼得的选项中，还是选择了能够满足京师的物资供应这一条件，继续定都在开封。 北宋定都开封后，开封便成为全国的交通重心。如史书所载：“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路租籴，于真、扬、楚、泗州置仓受纳，分调舟船溯流入汴，以达京师，置发运使领之。诸州钱帛、杂物、军器上供亦如之。陕西诸州菽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汴，以达京师，亦置发运司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颍、许、蔡、光、寿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川益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剑门列传置，分辇负檐至〔京。租布及官所市布，自〕嘉州水运达荆南，自荆南遣纲吏运送京师。” 南宋定行都于临安府，虽然亦考虑到江南为“重江之险”，利于防御金人的进攻，以及杭州周围的经济支持，但交通仍是其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此便是杭州位于钱塘江口，北连江南运河，南有浙东运河，便于运输各地的物资入京。正如陆游所称：“朝廷所以能驻跸钱塘，以有此渠（指运河）耳。汴与此渠皆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岂亦有数耶！”宁宗时臣僚称：“国家驻跸钱塘，纲运粮饷，仰给诸道，所系不轻。水运之程，自大江而下，至镇江则入闸，经行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盖甚便也。” 两宋先后定都开封和临安，从大的格局上看，是中国交通重心的东移和南移；从具体形势看，又是以兵为险的无奈选择，以及对交通的更加仰赖。北宋尤其突出。如秦观曾论称：“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余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郊，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夫以兵为险者，不可以都周雍，犹以地为险者不可以都梁也。” 京师兵民之众，更加重了对外来物资的需求，而保障这一需求的主要交通线就是运河。 二、运河：两宋国计所依 从隋到宋，运河格局有所变化，但宋代汴河基本承袭隋开通济渠，与相连的淮南运河、江南运河等，成为漕运东南物资的交通大动脉。关于汴河对于北宋国计的重要性，太宗至道元年（995），参知政事张洎曰：“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悉集七亡国之士民于辇下，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甸服时有水旱，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富，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神宗熙宁时，张方平亦曰：“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国家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运，自后定立上贡年额，汴河斛斗六百万石，广济河六十二万石，惠民河六十万石。广济河所运正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而已。唯汴河所运一色粳米，相兼小麦，此乃太仓蓄积之实。今仰食于官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师，众也；大众所聚，故谓之京师。有食则京师可立，汴河废则大众不可聚，汴河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非可与区区沟洫水利同言也。” 北宋时汴河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逐年增加，*高达到800万石，但从真宗景德以后，600万石是一个大致固定的漕运量，另外还有钱292万缗、银90.6万两、绢165万匹。这个漕运量基本上是汴河*大的运输能力。600万石漕粮中，两浙路占四分之一，漕粮150万石。从当时的漕运量来看，南方供应京师物资的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据全汉昇先生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统计，除上供黄金一项，北方（主要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秦凤诸路）占到61％外，其余都是南方占绝大多数，如白银，南方占99.6％，钱物，南方占85％。 南宋时，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对于宋朝国计，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陆游称：“自天子驻跸临安，牧贡戎贽，四方之赋输，与邮置往来，军旅征戍，商贾贸迁者，途出于此，居天下十七，其所系岂不愈重哉！”《淳祐临安志》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皆由此河达于行都。”关于浙东运河的地位，《西溪丛语》称：“海商舶船，畏避沙，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 物资运输量的增大，必然导致国家事务繁重，而被周边政权环伺的政治格局，又无疑使宋朝一直处于忧患之中，这方面又必然增加更多的内外行政事务。另外，内部的士大夫政治，亦给信息的交流提出新要求。这些也都与国计相联，必须依靠另外一种交通体系。这便是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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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家齐，江苏丰县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主要致力于宋辽金历史与文献、中国古代交通史和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已出版《宋代的交通与政治》《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北宋名臣——余靖》等著作9部，发表《宋代书判拔萃科考》《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遗民心结抑或潇湘情怀——琴曲解题及意境新探》等学术论文1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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