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精--吕思勉历史著作集/吕思勉著 张耕华导读

本书特色

◎撰者旧学精深，兼收新学。吕思勉先生生于诗书传世之家，通晓经、史、子、集，尤其精通史部文献，读过数遍二十四史，撰写读史札记百余万言。同时又受梁启超“新史学”运动影响，积极研读当时传入的新学说、新理论，比如社会学、经济学、唯物史观等显学，又能以本土化术语加以使用，“新旧交融，似旧实新”（《吕思勉全集·总序》）。

◎导读辨析文本，表彰读本。特邀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先生做了全文审读，并撰写《导读》。张教授为国内研究吕思勉的专家，已出版多部研究论著，近十余年来花巨大心力整理出版吕先生的手稿文献。《导读》重点从作为教科书的文本特点出发，强调这本《中国通史》作为“读本”，优于习见“教本”“考本”的特色所在，指出历史学习中“读本”在揭示微妙变化、历史内情方面的价值，帮助读者“读出”“读懂”。

◎通史出版九十余年，合力再塑新经典。吕思勉先生这部通史读本出版已有九十余年，重印、再版难有准确计数。《中国通史》原名为《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分为上下两册，*早出版于1934年，先后印行近两百次，中间亦有修正。此次新版，文字上仔细审校，改正部分形近和出处讹误，生僻字词加注音义，长段落适当分段，再加上专家导读、新增配图，合力升级这部通史经典，以期被更多当代非专业读者认可，并作为通史启蒙读物。

◎适应阅读新风尚，上下求索选好图。根据视觉时代下的阅读新风尚，“无图不成书”，“无图不读书（通俗类）”，搜集并甄选与书中内容密切相关的图片近二百六十幅，不仅来源广，而且类型多，涉及绘画、书法、碑拓、壁画、石刻、瓦当、旧刻本、手稿、老照片、年画、版画、漫画，等等。版式舒朗大气，文字与众图交辉，可谓是读图时代的通史佳作。

内容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现代四大史家”。《中国通史（名家导读版）》是“吕思勉历史著作集”的一种，拟请吕思勉研究专家、华东师大著名教授张耕华进行导读，引导读者深入了解本书的特点、影响，以及吕思勉历史研究的价值等。当代名家学者导读前辈历史名著，相当于不仅给读者提供智慧宝藏，还给配送了一把打开宝藏的钥匙，对更好理解历史有很好的帮助。同时，本书将采用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新版式，打造一套高品质、高质量的历史文化大众读本。

前言

导 读
◎ 张耕华
严耕望先生曾在《治史三书》中说到过民国时期的史学四大家。他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这“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是说四大家的共性；又说“风格各异”，当是说四大家在治史风格上又各有个性。四大家的治学，“各异”在哪里？严先生没有展开论说。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想：有一个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即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的教学工作，在文史方面写过很多种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还发表过不少引导学生和职业青年学习历史的文章。换言之，吕先生特别重视文史教育，在文史教学和文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他与其他三位先生的一个不同点。<p>导   读<br />◎ 张耕华</p> <p>一<br />严耕望先生曾在《治史三书》中说到过民国时期的史学四大家。他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风格各异，而造诣均深。”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40页。这“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是说四大家的共性；又说“风格各异”，当是说四大家在治史风格上又各有个性。四大家的治学，“各异”在哪里？严先生没有展开论说。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我想：有一个个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即吕先生长期从事文史的教学工作，在文史方面写过很多种教科书或教学参考书，还发表过不少引导学生和职业青年学习历史的文章。换言之，吕先生特别重视文史教育，在文史教学和文史教科书的编撰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这是他与其他三位先生的一个不同点。<br />吕先生自二十二岁起就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初任教的是常州私立溪山两级小学堂，其后由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生没有离开过课堂的讲台。他先后任教过的学校有：苏州东吴大学（1907）、常州府中学堂（1908）、南通国文专修科（1909）、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1911）、沈阳高等师范学校（1920）、苏州省立**师范学校（1923）、上海沪江大学（1925）、上海光华大学（1926）、安徽大学（1932）、常州青云中学、常州辅华中学（1942、1943）、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52）等。他讲授过的课目，*多的当然是历史与国文，此外还有地理、文字学、商业经济等。编著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涉及历史、国文、地理、修身等好几个门类，其中尤以历史教科书为*多。<br />吕先生编撰并正式出版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目前能找到的共有九种：（1） 《高等小学校用 新式历史教授书》（六册，中华书局1916年版），（2） 《高等小学校用 新法历史参考书》（六册，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3） 《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4） 《高中本国史》（二册，上海民智书局1931年版），（5） 《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二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6） 《高中复习丛书 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7） 《初中标准教本 本国史》（四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5年版），（8） 《初级中学适用 本国史补充读本》（上海中学生书店1946年版），（9） 《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四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等。据李永圻先生《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4年所记，“先生编著的《更新初中本国史》四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此书至今尚未找到。见《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此外，还有为青年学生自修学史而编著的《白话本国史》、为光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而编写的《吕著中国通史》，以及用于历史教学的各种油印教科书，总计有十五六种。《白话本国史》全称《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其编著就是为了提供给学生和职业青年自学中国史之用。此外，还有当年学校的油印讲义，以及几种由当年学生记录成册的讲义，现在经过整理出版成书的，也有四种：（1） 《本国史（元至民国）》（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本国史讲义，黄永年记），（2） 《中国文化史》（1942年任教常州青云中学高二课程讲义，黄永年记），（3） 《中国近百年史概论》（1942、1943年任教常州辅华中学［今常州市第三中学］的油印讲稿），（4） 《本国史复习大略》（1944、1945年在常州郊外湟里［今常州埠头］博文中学“中国史讲座”油印讲义）。吕先生以一己之力，在研究和著述学术著作之外，还编写了这么多历史教科书、参考书，这在同时代的史学家里，是很罕见的。这些文史教科书，近年来也很受读者的欢迎，各出版社已有多次的重印和再版。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图文导读版）》，就是上文所列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下文简称《中国通史》）。<br />这部《中国通史》，原分上、下两册，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发行，上册初版于1934年2月，下册初版于同年的8月。此书在当时颇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十多年间曾一再再版重印。如上册在1946年9月已加印到第七十九版，1948年5月又有修正本的第二十版；下册在1941年6月加印到第五十八版，1948年10月又有修正本的第八十二版等。《中国通史》上起远古社会，下止1930年代。1947年，应出版社的要求，吕先生对《中国通史》做了一次较大的修订和增补。此次增补而新版的封面与版权页上，在书名之前都标有“修正本”三字。目前所能找到的“修正本”，有1947年12月第七十九版和1948年10月第八十二版，而1947年5月的**百版，还是按初版重印。增补集中在该书的现代史部分，在第十九章“日本的侵略东北”之后，增加了“全面抗战的前夕”“抗战建国的经过（一）（二）（三）（四）”“战时外交与国际合作”等六个章节，用来补写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一段史事，原“国民政府的政治”以下的三个章节，也有不少修订和增补，年代的下限延伸到1946年。此次再版重印的这部《中国通史》，选用的就是这个修正本。<br />二<br />与今日学校通用的历史教科书相比，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今日通用的教科书，都可以称之为“教本”或“考本”，而吕先生写的这部《中国通史》，虽然也用作高中历史课的教科书，但它可称为历史学习的“读本”。什么是历史学习的“教本”“考本”与“读本”呢？大体说来，“教本”“考本”主要是用作历史教学和考试的依据；而“读本”虽然也可用作“教本”和“考本”，但相对而言，又多了一层历史学习的拓展阅读和参考资料的作用。当然，这样的区分，也不能做绝对的理解，只是就其主要特征和差异来说，两者有明显的不同。<br />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有“教本”“考本”与“读本”的区分，实在与历史学习上的特殊性有关。学过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许多在“教本”“考本”或教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历史知识，其实都还不能太确定，有许多并不能成为定论，并不能“一锤定音”。然而，为了顾及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编写给中小学生的历史“教本”和“考本”，就不得不将不太确定的，写得确定一些；不甚清晰的，写得清晰一些；不能“定论”“定音”的，则往往下了“定论”“定音”式的论断。而另一方面，在对史事的存疑、质疑上，则多有省略或淡化。吕先生的这部著述，预设的读者对象是高中学生，他们的历史知识已有一定的积累，文史的素养也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在编写上就可以“教本”兼有“读本”的属性。有些该存疑、质疑的地方，就可以径直地向读者说明；有些虽经过精细的考证，但也告诉学生“不能径作为事实”（例言，第3页。下引《中国通史》均引自本书，仅注页码）。这种情况，在“教本”或“考本”上是看不到的，而在“读本”上却成为重要的历史内容。如本书的上古史一段说汉族的由来，吕先生就坦言：<br />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毋宁阙疑了。（第22页）<br />写黄帝与炎帝的阪泉、涿鹿之战，也明说此事“未可断定”：<br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者多以为一地。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第26页）<br />虽然是“未可断定”，又说“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第26页）。这里，吕先生在存疑、质疑之中，仍分辨出存信、可信的史事真相，这就与一味的疑古大不相同。同样，写尧、舜、禹的禅让，也说史籍上的记载“颇多可疑之处”，但我们仍可以从中读出史事的真相：<br />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第33页）<br />又如，“教本”“考本”中叙历史的制度，总是写得比较“实”。而吕先生却叫读者注意它“虚”的一面。如中古史“隋唐的社会”一章，涉及晋朝户调式、北魏均田令和唐朝的租庸调法，吕先生在陈述这些制度的内容之后，又说：<br />此等制度果能尽力推行，亦足使农人都有田可种，而且无甚贫甚富之差。然而政治上有名无实的措施，敌不过社会上自古相沿的习惯。所以民间的兼并如故。而史称“开元之世”，其兼并，且过于汉代成、哀之时。授田之法，既已有名无实……（第235页）<br />其实，文本上的制度，总是偏于理想、偏于规整，而实施上却常常是有名无实，或大打折扣。又如“宋的制度和社会”一章，说到当时的“商税”：<br />商税，起于唐代的藩镇，而宋因之。州县各置收税的机关，名之为务。税分过税和住税两种。过税取百分之二，住税取百分之三。所税的物品和其税额，各处并不一律。照例都应得榜示出来，然而实际能否一一榜示，榜示之后，能否确实遵守，就很难言之了。（第281—282页）<br />古人说“读书不受古人欺”。明白了文本的记载不同于实际的施行，明白这里的差距——甚至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你就不能照着文本去推想史实，不会照着所“说”去推想所“做”。读了吕先生的这些论述，你就不会掉入史书中的这些“陷阱”。这是吕先生的这部《中国通史》优于现在通用的各种“教本”“考本”的地方。</p> <p>...</p> <p><br />又如，从乘车到骑马的变化，看出古代文化的传播和疆域的开拓：<br />古代交通多乘车；即战阵，亦以车战为主力。战国以后，则骑马的渐多；战阵上，亦渐用骑兵和步兵。这因古代交通只及于平地，而战国时开拓渐及于山地之故。当时汉族多居平地，所谓夷、蛮、戎、狄，则多居山地。开拓渐及于山地，即是杂居的异族和我国民族同化的证据。（第67—68页）<br />至于史事间的因果关系，史事的成败得失，吕先生的评述也都中允、冷静而不偏于义愤。如叙林则徐查办禁烟，“兵怨之，夷怨之，私贩怨之，莠民亦怨之，反恐逆夷不胜……”（第398页）。观此可知当时的禁烟如此之难，而反对禁烟的人如此其众。说清初的中俄交涉失败，都是“几千年以来，不勤远略，不饬守备，对于边地仅事羁縻的结果”（第373页）。“假如中国而有了西伯利亚的广土，亦不过视为穷北苦寒之地，置诸羁縻之列……”（第414页）如何会想到立国于欧洲的俄国会越此万里荒凉之地，以求海口于太平洋？至于无税通商，关税和财政的关系，应允之后无可挽回等等，都是当时梦想不到的。所以，近代对外交涉的种种失败，实在是中西文化、国情上的差异所造成，怪不得哪一个人，也怪不得哪一件事。这类中允、客观而又冷静的评述，书中甚多，读者如能细细阅读，一定能获得不少启发和帮助。这又是吕先生的这部书优于一般的“教本”“考本”的地方。<br />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寇进入了上海的租界，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停办。次年8月，先生便携了家眷回到常州的旧居，在城郊的青云、辅华两所中学里任教。历史学家黄永年先生正好在这时就读于青云中学的高二，这一学年，他听了吕先生讲授的本国史、国文、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四门课程。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吕先生“是我生平**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蒿庐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39、140页。“真可谓‘三生有幸’！回忆起来，这一学年的收获远超过我以后上大学，开了眼界，掌握了读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也可以说为我今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黄永年：《治学浅谈》，《古代文献研究集林》第三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黄先生能在高二时就听到名师、名家的授课，那是何等幸运的机遇；但“三生有幸”的事，那是“可遇而不可期”！名师、名家或不可遇，但名师、名家的著述仍在，且随时可以阅读。如此，读吕先生的这部著述，无异于“有幸”聆听了吕先生讲授的历史课。这就是我们今日仍要重印，并向读者推荐这部《中国通史》的原因。<br />2024年8月</p>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至1951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历史学一级教授。195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2018年，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吕思勉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为教学与研究互动之楷模。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贯通与专精兼具，在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教学之余，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典籍》《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等，后被汇集为《吕思勉全集》。

张耕华，1952 年生，浙江鄞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吕思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参与、主持吕思勉先生学术著作的校订和出版，以及吕先生各种学术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史学大师——吕思勉》《历史哲学引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