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的积累，真是慢工出细活。
好书就要中图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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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版1印,书籍有污迹和折痕
书皮弄脏了
内容很好，作者下功夫了
正史地理志整理的突破（徐成）
正史地理志整理的突破 ——评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校注》 徐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这以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为标志。也即由此，舆地之学乃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区沿革地理。钱穆先生有言，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举凡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其发生的具体空间。而对空间地域的区分，除了利用山川形势划分外，很大程度上是以设有国家政权的各级地区——行政区作为划分标准的，由此就产生了政区地理。而政区地理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石。行政区在历史长河中的因革损益也自然成为政区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史籍中对政区地理分布的系统记载大多保存在诸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由于隋以前地理总志无存，所以隋以前的正史地理志弥足珍贵。对它们的文本校订、文字勘误、史文解读也就格外重要。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所出版的孔祥军先生新著《晋书地理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就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力作。 欲明孔氏《校注》之旨趣，当先究《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优劣。此点先贤言之备矣，然大抵以《晋书》成于众手，舛乱错谬甚多而非之。柴德赓以为《晋志》“钞撮《宋书》而未精密”。也正因为《晋志》的诸多不足，清人对《晋志》已有考订、校补之作，由此对《晋志》的研究进入到严密化、科学化的阶段。而《晋志》的编撰得失也就愈加明朗。清毕沅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序》中以为，《晋志》“大要以晋武帝太始太康中为定，自惠帝时已略焉。至东晋则尤略。盖唐初诸儒于地理之学非所研究”，“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所以出现了“纪、传所列既与志殊，志之前所列又与后殊也。”于是毕沅乃校得《晋志》“伪漏凡数百条”。方恺又作《新校晋书地理志》，归纳出《晋志》有郡县数目统计不符，叙述前后矛盾，行文体例不一等诸多不足，认为“一序之内，纷纭舛错，披读全志，群疑丛生”，给人一种无可措手的感觉。前人常言，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落，《晋志》疏漏至此，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订和注释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孔氏《校注》也就是主要从这两方面对《晋志》进行整理。 一 作者在《校注》“凡例”中曾言该书旨趣：“以注为主，以校为辅”。然作者于“校”亦甚为重视。这从校注底本的选择上就可窥见端倪。目前通行的《晋志》一般采自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然《校注》的底本却选用了百衲本《晋书》。个中缘由，作者虽未曾明言，然细审之下，中华本《晋书》的点校底本是清同治金陵书局本，而百衲本《晋书》则由海昌蒋氏藏宋刊小字本（纪、志、传）与江南第一图书馆藏宋刊小字本（载记）相配而成。作者舍中华本而求百衲本，忖度其意，盖以宋刊本作底本，它如武英殿本、四库荟要本、中华本为参校本，另起炉灶，期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晋志》原貌。 但作者对《晋志》的校勘是相当审慎的。除避讳缺笔字外，一般不轻易改动原文。如《晋志》“序”中“风山访道”一句，校曰：“‘风’，殿本作‘崆’，中华本从之。”（第2页）盖“崆山访道”文义亦通，不必遽定于一尊，故两存之。又“序”中“而迁都阜”一句，校曰：“殿本、中华本皆作‘迁都曲阜’。”（第8页）二意相合，故于校记中亦存其异。至于疑宋本误，他本转胜宋本者，《校注》仍存宋本之旧，惟于校记中辨其是非。宋本《晋志》豫州汝南郡有濯阳县，校注曰：“殿本作‘灈阳’，今检《后魏志》：‘瞿阳，二汉、晋为灈阳，属（汝南）。’则似当作灈阳。”（第51页）又如宋本《晋志》梁州：“统郡八，县三十八”，校注曰：“殿本作‘县四十四’，中华校：‘各本作“县三十三，”今从殿本作“县四十四”，与统计实数合。’”（第112页）凡此种种，书中俯拾皆是。原作者校书本意，当以宋本《晋志》为主，不作改动，其余参校诸本之异同皆罗列成校勘记，是非判断写入校记之中，难断是非者则暂不作按语。于是《校注》既保证了宋本《晋志》的原始面貌，又借校记展现了参校各本之异同，这就使得《校注》以尽量小的篇幅承载了更多的他本信息。 在选择宋本作为《校注》底本的基础之上，作者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更是囊括前贤成果，辨其是非，取宏用精。自清代始，对《晋志》作过系统研究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毕沅、方恺二家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六“晋地理辨证”一文，吴士鉴《晋书斠注》相关部分等均体现了清儒对《晋志》研究的成绩。二十世纪，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晋书》，对《晋志》作了全面的整理，撰写了七十八条校勘记。于是，数百年来对《晋志》整理的成果均融入到《校注》中，因此孔氏《校注》亦可作集校本观。但作者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吸纳并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逐条重新思考，取其是，正其非。笔者曾粗略统计，《校注》中纠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错讹不下二十处，纠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之误不下十处，其他吴氏《斠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中华校等亦间而有之。可见作者在继承前人校勘成果时的审慎。亦有前人虽指出《晋志》原文误处，然校勘未精，未作定论，而《校注》更上层楼，精审过之者。如《晋志》广州条言，孙吴“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王鸣盛用本校法，以为“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复立广州，此又言六年，自相违。”然王氏未定孰是孰非。《校注》更用他校法，以《吴志》、《宋书•州郡志》校之，遂以“永安七年”为是，（第210页）此亦是《校注》青出于蓝之一例。 在总结前贤对《晋志》整理的基础之上，作者更多的是研读文本，纠谬发覆，发前人所未曾发，包括揭示《晋志》错简、误字、缺漏、衍文、误引等共有近百条之多，这与中华点校本《晋志》校勘记数目相孚。这项工作极其繁琐，然价值颇大，当为继中华本后，对《晋志》文献整理的全新成果。今聊举数例以见其校勘成绩与方法。 （一）纠误引及错简 《晋志》郡县正文下常有自注，用以说明该地风土名胜及沿革。唐修《晋书》，此小注亦当有所本。然《晋书》成于众手，又辗转流传至今，亦不能无误，以至正文与小注有张冠李戴者。孔氏《校注》乃能纠正其非。 《晋志》青州北海国即墨条（第134页）注曰：“有天山祠”，然《校注》检《汉书•地理志》胶东国：“即墨，有天室山祠。”则《晋志》即墨条注当本自《汉志》而脱“室”字。又如《晋志》扬州毗陵郡无锡条（第188页）注曰：“有磨山，春申君祠”，《校注》检《汉志》会稽郡：“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以为《晋志》误引用《汉志》。此皆前人所未曾言。《晋志》徐州东莞郡临朐条（第149页）注曰：“有海水祠。”《校注》搜检《汉志》有二临朐县，齐郡临朐有逢山祠，东莱临朐县有海水祠。而晋东莞之临朐地望与《汉志》齐郡临朐相当，与东莱临朐相隔甚远。《晋志》误以汉东莱之临朐即晋东莞之临朐，于是致误。此亦是《校注》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校《晋志》错讹一佳例。 除了《晋志》字词误引之外，亦有正文与注文不相匹配而流传至今者，《校注》亦能一一考证其非：《晋志》豫州弋阳郡西阳条（第58页）自注曰：“故弘子国。”孔氏检得《水经注》卷三五言西阳县“《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晋志》似本此。然《汉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引《汉志》、《左传•僖公五年》经文杜注皆云轪县为故弦子国。是《晋志》承《晋书地道记》之误，非但误“弦”为“弘”，且将弋阳郡轪县下小注误置西阳之下。又如《晋志》扬州淮南郡钟离条（第185页）自注曰：“故州来邑。”作者检《汉志》沛郡下蔡、《续汉志》九江郡下蔡条刘昭注，皆云汉晋下蔡即为古之州来，则《晋志》此处子注亦为错简，当移置下蔡条下为是。此类校勘除上举二例外，尚有豫州汝南郡阳安条（第50页）、青州乐安国临济、博昌条（第137页）等，校理《晋志》中注文，常用他校法，须遍检史籍，一一寻求史源，排比详勘，否则难察其误。 （二）正郡县之名 《晋志》在流传抄刻之中，误刻、漏刻、衍刻之处在所难免。而此种讹误载于史志之中，历代相传，遂以讹传讹，莫辨真伪。特别是《晋志》中所载大量郡县之名，讹误之处，所在皆是。于是对《晋志》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校正郡县之名。 1、 正字之讹 《晋志》所载郡县，与纪、传叙事有前后逻辑关系不同，等同罗列，故《晋志》郡县之名常因形近、音近之字致误。历代流传，陈陈相因，鲜为人知。作者对《晋志》的校理，其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审定郡县之名，尽力还其本来面目。如《晋志》并州西河国有介休县（第84页），即今山西介休市，然作者检《左传》杜注、《水经注》及《王兴之夫妇墓志》，西晋西河国唯有界休县，无介休之称。《校注》认为，《晋志》以“界休”为“介休”者，盖据《水经注》，界休境内有介山，故历代沿袭“介休”之误，以至于今。此即以他校之法正《晋志》郡县之名，纠千年之谬文。 《校注》中此例校勘甚多，其他还有《晋志》秦州天水郡“显新”当作“显亲”（第107页）、秦州武都郡“下辩”当作“下辨”（第108页）、益州建宁郡“毌单”当作“毋单”（第129页）等。笔者粗略统计，此类校勘当在二十处上下，多用本校、他校法以证宋本《晋志》之误。 2、 正漏刻之误 除了因形近、音近字致误外，《晋志》中郡县名称还会因为抄刻而致误者。《校注》于此亦多正本清源之功。《晋志》青州乐安国有邹县（第137页），《校注》据《宋书•五行志》载西晋乐安有梁邹县，则《晋志》脱“邹”字；扬州庐江郡有“六”县（第187页），作者据《续汉志》、《左传》杜注皆作“六安”县，则《晋志》脱“安”字。此皆仍用他校法正史文之脱。然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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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晋书地理志》最为详细的整理，也是目前对《晋书地理志》最为全面的研究。。。
资料的积累，真是慢工出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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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皮弄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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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地理志整理的突破（徐成）
正史地理志整理的突破 ——评孔祥军《晋书地理志校注》 徐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中国近代历史地理学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这以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为标志。也即由此，舆地之学乃成为历史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区沿革地理。钱穆先生有言，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举凡历史事件，都离不开其发生的具体空间。而对空间地域的区分，除了利用山川形势划分外，很大程度上是以设有国家政权的各级地区——行政区作为划分标准的，由此就产生了政区地理。而政区地理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石。行政区在历史长河中的因革损益也自然成为政区地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史籍中对政区地理分布的系统记载大多保存在诸正史地理志与地理总志中。由于隋以前地理总志无存，所以隋以前的正史地理志弥足珍贵。对它们的文本校订、文字勘误、史文解读也就格外重要。新世界出版社2012年所出版的孔祥军先生新著《晋书地理志校注》（以下简称《校注》）就是这样一部应运而生的力作。 欲明孔氏《校注》之旨趣，当先究《晋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晋志》）优劣。此点先贤言之备矣，然大抵以《晋书》成于众手，舛乱错谬甚多而非之。柴德赓以为《晋志》“钞撮《宋书》而未精密”。也正因为《晋志》的诸多不足，清人对《晋志》已有考订、校补之作，由此对《晋志》的研究进入到严密化、科学化的阶段。而《晋志》的编撰得失也就愈加明朗。清毕沅在《〈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序》中以为，《晋志》“大要以晋武帝太始太康中为定，自惠帝时已略焉。至东晋则尤略。盖唐初诸儒于地理之学非所研究”，“唐初修《晋书》，不特不旁考诸书，即王隐《地道》之编，沈约《州郡》之志亦近而不采”，所以出现了“纪、传所列既与志殊，志之前所列又与后殊也。”于是毕沅乃校得《晋志》“伪漏凡数百条”。方恺又作《新校晋书地理志》，归纳出《晋志》有郡县数目统计不符，叙述前后矛盾，行文体例不一等诸多不足，认为“一序之内，纷纭舛错，披读全志，群疑丛生”，给人一种无可措手的感觉。前人常言，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落，《晋志》疏漏至此，对其进行全面的考订和注释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孔氏《校注》也就是主要从这两方面对《晋志》进行整理。 一 作者在《校注》“凡例”中曾言该书旨趣：“以注为主，以校为辅”。然作者于“校”亦甚为重视。这从校注底本的选择上就可窥见端倪。目前通行的《晋志》一般采自中华书局点校本《晋书》，然《校注》的底本却选用了百衲本《晋书》。个中缘由，作者虽未曾明言，然细审之下，中华本《晋书》的点校底本是清同治金陵书局本，而百衲本《晋书》则由海昌蒋氏藏宋刊小字本（纪、志、传）与江南第一图书馆藏宋刊小字本（载记）相配而成。作者舍中华本而求百衲本，忖度其意，盖以宋刊本作底本，它如武英殿本、四库荟要本、中华本为参校本，另起炉灶，期以最大限度地还原《晋志》原貌。 但作者对《晋志》的校勘是相当审慎的。除避讳缺笔字外，一般不轻易改动原文。如《晋志》“序”中“风山访道”一句，校曰：“‘风’，殿本作‘崆’，中华本从之。”（第2页）盖“崆山访道”文义亦通，不必遽定于一尊，故两存之。又“序”中“而迁都阜”一句，校曰：“殿本、中华本皆作‘迁都曲阜’。”（第8页）二意相合，故于校记中亦存其异。至于疑宋本误，他本转胜宋本者，《校注》仍存宋本之旧，惟于校记中辨其是非。宋本《晋志》豫州汝南郡有濯阳县，校注曰：“殿本作‘灈阳’，今检《后魏志》：‘瞿阳，二汉、晋为灈阳，属（汝南）。’则似当作灈阳。”（第51页）又如宋本《晋志》梁州：“统郡八，县三十八”，校注曰：“殿本作‘县四十四’，中华校：‘各本作“县三十三，”今从殿本作“县四十四”，与统计实数合。’”（第112页）凡此种种，书中俯拾皆是。原作者校书本意，当以宋本《晋志》为主，不作改动，其余参校诸本之异同皆罗列成校勘记，是非判断写入校记之中，难断是非者则暂不作按语。于是《校注》既保证了宋本《晋志》的原始面貌，又借校记展现了参校各本之异同，这就使得《校注》以尽量小的篇幅承载了更多的他本信息。 在选择宋本作为《校注》底本的基础之上，作者在具体的校勘过程中，更是囊括前贤成果，辨其是非，取宏用精。自清代始，对《晋志》作过系统研究的，除了前面提到的毕沅、方恺二家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九、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四六“晋地理辨证”一文，吴士鉴《晋书斠注》相关部分等均体现了清儒对《晋志》研究的成绩。二十世纪，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晋书》，对《晋志》作了全面的整理，撰写了七十八条校勘记。于是，数百年来对《晋志》整理的成果均融入到《校注》中，因此孔氏《校注》亦可作集校本观。但作者对前人校勘成果的吸纳并不是简单的罗列，而是逐条重新思考，取其是，正其非。笔者曾粗略统计，《校注》中纠方恺《新校晋书地理志》错讹不下二十处，纠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之误不下十处，其他吴氏《斠注》、杨守敬《〈三国郡县表〉补正》、中华校等亦间而有之。可见作者在继承前人校勘成果时的审慎。亦有前人虽指出《晋志》原文误处，然校勘未精，未作定论，而《校注》更上层楼，精审过之者。如《晋志》广州条言，孙吴“永安六年，复分交州置广州”，王鸣盛用本校法，以为“上文甫言永安七年复立广州，此又言六年，自相违。”然王氏未定孰是孰非。《校注》更用他校法，以《吴志》、《宋书•州郡志》校之，遂以“永安七年”为是，（第210页）此亦是《校注》青出于蓝之一例。 在总结前贤对《晋志》整理的基础之上，作者更多的是研读文本，纠谬发覆，发前人所未曾发，包括揭示《晋志》错简、误字、缺漏、衍文、误引等共有近百条之多，这与中华点校本《晋志》校勘记数目相孚。这项工作极其繁琐，然价值颇大，当为继中华本后，对《晋志》文献整理的全新成果。今聊举数例以见其校勘成绩与方法。 （一）纠误引及错简 《晋志》郡县正文下常有自注，用以说明该地风土名胜及沿革。唐修《晋书》，此小注亦当有所本。然《晋书》成于众手，又辗转流传至今，亦不能无误，以至正文与小注有张冠李戴者。孔氏《校注》乃能纠正其非。 《晋志》青州北海国即墨条（第134页）注曰：“有天山祠”，然《校注》检《汉书•地理志》胶东国：“即墨，有天室山祠。”则《晋志》即墨条注当本自《汉志》而脱“室”字。又如《晋志》扬州毗陵郡无锡条（第188页）注曰：“有磨山，春申君祠”，《校注》检《汉志》会稽郡：“无锡，有历山，春申君岁祠以牛”，以为《晋志》误引用《汉志》。此皆前人所未曾言。《晋志》徐州东莞郡临朐条（第149页）注曰：“有海水祠。”《校注》搜检《汉志》有二临朐县，齐郡临朐有逢山祠，东莱临朐县有海水祠。而晋东莞之临朐地望与《汉志》齐郡临朐相当，与东莱临朐相隔甚远。《晋志》误以汉东莱之临朐即晋东莞之临朐，于是致误。此亦是《校注》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校《晋志》错讹一佳例。 除了《晋志》字词误引之外，亦有正文与注文不相匹配而流传至今者，《校注》亦能一一考证其非：《晋志》豫州弋阳郡西阳条（第58页）自注曰：“故弘子国。”孔氏检得《水经注》卷三五言西阳县“《晋书地道记》以为弦子国。”《晋志》似本此。然《汉书•地理志》、《太平御览》引《汉志》、《左传•僖公五年》经文杜注皆云轪县为故弦子国。是《晋志》承《晋书地道记》之误，非但误“弦”为“弘”，且将弋阳郡轪县下小注误置西阳之下。又如《晋志》扬州淮南郡钟离条（第185页）自注曰：“故州来邑。”作者检《汉志》沛郡下蔡、《续汉志》九江郡下蔡条刘昭注，皆云汉晋下蔡即为古之州来，则《晋志》此处子注亦为错简，当移置下蔡条下为是。此类校勘除上举二例外，尚有豫州汝南郡阳安条（第50页）、青州乐安国临济、博昌条（第137页）等，校理《晋志》中注文，常用他校法，须遍检史籍，一一寻求史源，排比详勘，否则难察其误。 （二）正郡县之名 《晋志》在流传抄刻之中，误刻、漏刻、衍刻之处在所难免。而此种讹误载于史志之中，历代相传，遂以讹传讹，莫辨真伪。特别是《晋志》中所载大量郡县之名，讹误之处，所在皆是。于是对《晋志》校理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校正郡县之名。 1、 正字之讹 《晋志》所载郡县，与纪、传叙事有前后逻辑关系不同，等同罗列，故《晋志》郡县之名常因形近、音近之字致误。历代流传，陈陈相因，鲜为人知。作者对《晋志》的校理，其中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审定郡县之名，尽力还其本来面目。如《晋志》并州西河国有介休县（第84页），即今山西介休市，然作者检《左传》杜注、《水经注》及《王兴之夫妇墓志》，西晋西河国唯有界休县，无介休之称。《校注》认为，《晋志》以“界休”为“介休”者，盖据《水经注》，界休境内有介山，故历代沿袭“介休”之误，以至于今。此即以他校之法正《晋志》郡县之名，纠千年之谬文。 《校注》中此例校勘甚多，其他还有《晋志》秦州天水郡“显新”当作“显亲”（第107页）、秦州武都郡“下辩”当作“下辨”（第108页）、益州建宁郡“毌单”当作“毋单”（第129页）等。笔者粗略统计，此类校勘当在二十处上下，多用本校、他校法以证宋本《晋志》之误。 2、 正漏刻之误 除了因形近、音近字致误外，《晋志》中郡县名称还会因为抄刻而致误者。《校注》于此亦多正本清源之功。《晋志》青州乐安国有邹县（第137页），《校注》据《宋书•五行志》载西晋乐安有梁邹县，则《晋志》脱“邹”字；扬州庐江郡有“六”县（第187页），作者据《续汉志》、《左传》杜注皆作“六安”县，则《晋志》脱“安”字。此皆仍用他校法正史文之脱。然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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