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转型

在某和程度上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好像是对古德纳理论偏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从后者到前者，十几年间，历史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知识分子命运始终与现代性的危机错综纠结，新阶级的现象倒是很明显，不过，他们的社会批判力量似乎一直在衰落，这与一个问题关系密切，那就是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萨依德曾问过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学生在军队里什么工作，这个学生的回答使他感到震撼——“目标搜索”。这一回答极具象征意味。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显然已把知识分子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道：“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如果我们从萨依德的描述来看，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技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萨依德对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描述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这恰恰是晚近越来越趋向于专业社会的真实写照。
萨依德以其敏锐的感受揭橥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专业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四重压力：，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陷入专业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二，对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的崇拜。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证明，因而知识分子便遵循并引证的语言，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和削弱了正确的理论探究。三，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直接雇佣。四，市民社会的集中化，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利益集团等，雇佣并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计划，知识成为商业和政治的一部分。面对这四重压力，萨依德明确地提出了他所想像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什么样的：
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
面对这些压力，萨依德认为要紧的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所以，业余性的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想像成这样的角色：“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但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策的批评者，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
我以为，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可以视为对古德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和古德纳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所以，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那么，作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如何行动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曼海姆的影子。萨依德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首先，他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颇有些微辞。在他看来，首先是确有普遍真理和知识；其次，他坚信知识分子实际上仍是普遍性和真理的代表，就是“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他坚决反对以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来衡量社会现象。但这种说法带有普遍主义和论之嫌，所以他又补充说，“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局部、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他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分子都处于特定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这些局限来追求普遍标准（他把普遍设定为这些局限），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另外，他在指出没有什么定则来规定知识分子该说和什么的同时，又坚持存在着普遍的的标准的看法。这些矛盾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困境。其次，萨依德深刻地剖析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危害，反复强调要专业主义，提倡对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关怀和公共交往。他直言，“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这当然包括突破自己专业的局限。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普遍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怎样呢？就他自己的个案来说，如果萨依德不是因为在文学领域的出色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上来了，文化资本越大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影响力自然越大。根据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
子是一种代表和表征的人物，他们公开表明某种立场，并向公众表达，所以他们是“以表征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须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我以为，这个悖论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存在的，而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启发性，也正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福科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解答。

与以上种种对知识分子肯定角色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不一样，法国学者德布雷的思考有所不同。他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仲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他认为，“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阶段。所谓知识分子，亦即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的团结一致的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曾是对抗教会、捍卫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仑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实施某种自身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
二个阶段是193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娃、马尔罗，到卡缪、罗布一格里耶、莫里亚克等，他们组成了一个“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三阶段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布雷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知识活动本身，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
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正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立场一样，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是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因为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假如说大学作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尚能为社会提供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话，那么，大众媒介便消解了这种可能性。大学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作为批判的人文学科的瓦解；其二，知识阶层在另一霸权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道理很简单，大众媒介所依循的是严格的“市场逻辑”，这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进而消灭了各种独立的声音和判断。尤其是资本对知识阶层的直接控制，终将瓦解古典知识阶层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学院里，流行的法是如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开启和诱导。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知识界晚近的热门话题。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导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基金等外部资本的诱导和限制。那种传统的自由思想和个人兴趣的研究日趋衰落。